试论当前罪犯保外就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论文摘要 暂予监外执行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律制度，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刑诉法对暂予监外执行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完善了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特别是保外就医工作中暴露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因此，有必要探究其原因，研究相应的对策，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监管改造教育工作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稳定。

　　论文关键词 保外就医 存在问题 监外执行

　　暂予监外执行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变更刑罚执行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对感化矫治罪犯，稳定监管秩序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暂予监外执行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程序进行，否则将严重危害监管秩序的安全稳定，影响社会综合治理的正常进行。新刑诉法明确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前提条件是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和生活不能自理三种情形，而保外就医是暂予监外执行最主要的形式，是我国实行人道主义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进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保外就医的执行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出于监管压力，有擅自提高标准的现象

　　前几年，由于有的监管场所怕出事故、怕麻烦，一旦罪犯有疾病，出现即使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也降低标准、放低门槛一保了之，或者不办保外就医手续却“行保外就医之实”，进行虚假变相保外就医等问题，一些管理干部因此被处理后，加上监管压力土而来越大，也就是使得一部分监狱民警开始对保外就医视为“高压线”，一律不敢使用，擅自提高保外就医的条件。某监狱有300多老弱病残的犯人，近1/6的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却都未办理保外就医手续，而是把他们集中关在一起派干部照看。又如：某监狱9监区一名75岁的残疾罪犯，不但不能做工，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监狱管理部门不办理保外而专门配一名干警负责照顾其生活。这种现状既浪费了国家财力、人力、物力，不利于对罪犯的改造，同时也有违国家的法律。

　　二、执行监督不力，保外就医的罪犯失控现象突出

　　一方面表现为对罪犯保外就医的执行监督考察不力。保外就医后，有关执行机关对罪犯是否就医、是否遵纪守法等情况不进行严格的监督考察，相当一部分罪犯保外就医后从事与治疗疾病无关的事情，如做临时工、经商、异地流窜，甚至在社会上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因此监督也就无从谈起，或只是流于形式，导致如罪犯疾病痊愈或病情基本好转而刑期未满、自伤自残、违反监管规定等应当收监的罪犯，未能及时收监，保外就医遥遥无期，有“以保代释”的嫌疑。具体监管的当地派出所失职的事也是常有发生：有的罪犯保外就医的期限为1年，期满了也不收监，当地派出所管理脱节、不到位，对于保外就医人情况浑然不知，甚至连该罪犯的具体地址都不知道，监狱派人去了解情况，无法联系到该罪犯；在桂林市某监狱有一保外就医的犯人，在保外期间有实施盗窃的违法行为，竟被当地公安部门送去劳教1年。这样的处理显然是违法的，但同时也说明了对保外就医罪犯监管的缺失。

　　三、对具保人法律责任规定的缺失，导致保外就医罪犯失去制约

　　“取保”是罪犯保外就医工作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办理取保手续的目的，就是要求具保人对保外就医罪犯尽管束教育之责，保证保外就医罪犯遵纪守法。但我国刑诉法对服刑罪犯保外就医是否需要具保人，具保人的条件与义务及法律责任均未作出规定。而司法部《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中，尽管强调了保外就医需有具保人具保，但仅对其条件作了规定，同时只讲明保外就医由具保人领回到当地公安机关报到，对具保人并无义务性要求。因监管职责不明确，自然也就谈不上监管措施的落实。正是由于法律对未尽义务的具保人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导致了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具保人没有履行保证义务，只保不管，使保外就医罪犯失去制约，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及司法公正。

　　四、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不合理，操作性不严谨

　　现行的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是《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中附件所规定的30类疾病，至今己执行22年。从总体情况看应当说，其中的大部分标准是科学合理的，它为保外就医的执行提供了操作性很强的依据。但是，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狱内医疗条件不断提高，一些医学概念也在不断更新，部分标准尚嫌粗糙。如部分疾病中多次提到的“生活不能自理”，何谓“生活不能自理”？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如何划分其程度，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中没有规定，导致实践中有的控制过严、有的失之过宽，为鉴定人员主观定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另外，部分标准尚不明确。《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第28条规定：“同时患有两种（含两种）以上疾病，其中一种疾病必须接近上述各项疾病程度”，该“两种以上疾病”是指范围内的疾病还是范围之外的疾病，由于含义不明，导致实践中理解不一、争议较大。

　　五、法律监督不到位、执法不严、监狱相应配套设施不够完善等问题，保外就医不能严格按照程序办理

　　一是一些罪犯其病情虽然不十分严重，甚至显著轻微，监管场所工作人员接受贿赂、徇私徇情枉法，没有严格执行保外就医的鉴定和审批程序，对不能保外就医的罪犯弄虚作假予以保外就医，导致罪犯“前门进，后门出”，对保外就医这些徇私枉法问题的法律监督不到位、查处不力。
　　二是法律虽然规定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鉴定的应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但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医疗卫生部门的提供或伪造虚假的病情诊断证明及精神病鉴定结论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在某些医院一名医生或化验员就能够左右鉴定结论，使鉴定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有弄虚作假的嫌疑，对医疗卫生部门这方面很难进行有效监督的。
　　三是对患有疾病需要治疗但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本应由监管部门进行医治，监管场所医疗条件有限，经费难以保障，难以适应罪犯就医的需要，比如一些传染病，监狱不具备诊治、隔离传染性疾病的条件，监狱为防止传染病在罪犯中大面积传染即使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也只好为其办理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的罪犯虽然不多，但分布面广，居住分散、监管困难，稍有松懈，就有可能导致脱管、漏管、失控甚至重新犯罪的现象，从而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因此，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对策，以强化保外就医的管理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