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控制

摘要：在一国的权力体系中，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无疑居于最高位置。这一属性决定了对其的规范只能依赖宪法而非普通法律。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立法权，但却没有明确制定法律的事项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这在实践中造成了立法体制的混乱，也为立法权的扩张埋下了祸根。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中采用列举式授权性规范的方式明确能够立法的事项以及明确人大和常委会各自的立法范围。
关键词：宪政 立法权 列举式授权性规范
一、宪政下的中央立法机关立法权来源只能是宪法
什么是宪政？宪政是以宪法为依据，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宗旨，以民主、法治为主要内容和运作原则的政治制度。[1] 宪政的基本精神是建立有限政府，它要求政府的一切职权都必须有界限、不能无边无际，而对公权力范围的界定则是依靠宪法和法律。这种界定的方式主要是指由宪法和法律对政府的各项职权一一列举，明确告诉政府只能行使宪法和法律所授予的权力。有学者曾对这种方式提出了批评，“列举式授权性规范体现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端，它与今天的改革形势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因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具体地授权，如何限定主体的活动范围，是无法预知的。此外，市场经济也是一个不能完全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的对象，采用列举式的授权性规范立法技术亦与之不相适应。”[2]不可否认，列举式的法律规范本身有其不能克服的弊端，即无法覆盖现在或将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点缺陷而否认其在维护宪政、保卫法治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不能仅凭这点缺陷而轻易地将其放弃。法治最大的敌人无疑是政府，所以宪政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政府的权力，而列举式授权规范无疑是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此外，将列举式授权规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也是毫无依据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诞生于1787年，当时的美国尚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宪法仍旧清晰地通过列举式授权规范将国会的十八项职权一一明示。正如童之伟教授所言：“用列举的方式授予国家（政府）以权力的方式无可厚非，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是权力受限制的政府，宪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界限，给它规定行使范围和运行程序。”[3]
法治要求政府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活动、政府行使职权必须要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相较于其它国家机关，法治原则对一国中央立法机关的职权来源控制得更加严格，它要求中央立法机关行使职权的依据只能来自于宪法（包括宪法解释、判例、惯例等宪法渊源）而不包括任何其它形式的法律、法规，理由是：在一国的权力体系中，立法权无疑是处于最高位置。因为，谁能够对另一个人制定法律就必须在他之上。 虽然，立法主体已经从早期的一元制转化为如今的多元制，但无论立法主体如何扩大，代仪机关作为民意的代表是立法权的天然拥有者，而一国的中央立法机关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代表，无疑享有最高的立法权。由于中央立法机关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如果不承认宪法是其权力来源的唯一依据，那么立法机关就可以通过自己制定法律的方式，合法地将宪法未授予的权力纳入到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而不必担心受到任何其它法律的拘束，这种自己为自己授权且不受限制的方式必然会导致权力扩张的无限化，违背了“有限政府”这一宪政精神。与之不同，其它国家机关并不享有最高立法权，也就不存在自己为自己授权而不受宪法以外的上位法拘束的可能性。
既然中央立法机关的所有职权都只能来自宪法的授予，那么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力——立法权的范围也必然只能由宪法界定。如上所述，这种界定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宪法中的列举式授权性规范来完成的，即通过宪法将中央立法机关能够制定法律的所有事项一一列举，在此基础上，一些国家的宪法还特别列出了不能够制定法律的事项、辅之有权机关作出的宪法解释、判例和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惯例等，构成了完整的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范围。如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项明确罗列了国会能够制定法律的事项、第九项和修正案第一条列举了禁止立法的事项，此外，通过宪法判例的方式，联邦最高法院又扩大了国会的立法权限。法国1958年宪法第34条也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议会的立法权范围，同时，该条还规定对于宪法第34条未授予的事项法国议会不得进行立法。联邦德国基本法也以极大地篇幅对联邦议院能够单独制定及与州共同制定的法律事项进行了列举，印度宪法更是不遗余力地明文规定了专属于联邦议会的97项立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