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我国检察权的结构和性质

（四）批捕权是强制措施权的组成部分
　　并把批捕权排除在执法司法监督权的范围之外，理由在于：批捕权实质是一种决定权，而不是一种建议权。因为批捕活动并不是在侦查机关作出逮捕决定后，再对其决定进行监督和复查，而是直接代替侦查机关对是否逮捕作出决定。换言之，侦查机关的逮捕决定权被法律剥夺了，转而被赋予给了检察机关。这与执法司法监督权的建议性和事后性显然不一样。用通俗的话来讲，即批捕是在“办案”，而不是执法司法监督意义上的监督。

　　二、浅议我国检察权的性质

　　所谓性质，是指事物的特性、本质，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根本属性。所以笔者认为，当我们讨论一个事物的性质时，是在分析研究一个事物的实际情况，或者说是一种实然层面的研究，而不是在分析研究应当把一个事物改造成什么样子，那属于应然层面的研究。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认为，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监督性，监督权力依法运行是我国检察权的根本任务。诚然，我们把检察职权分成了刑事诉讼权和执法司法监督权。但是对检察职权进行上述分类，并不意味着两类职权没有共性，两类检察职权仍然具有共同的属性和特征，即法律监督性，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其一，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这本质上是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权力进行一种法律层面的监督。在世界各国，无论是由哪类机关、哪个部门来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本质上说，这个部门都是对权力者的监督者，其二，赋予检察机关的公诉权，本质上也具有监督的性质。我们认为公诉权最初从侦查权中分离出来，就是为了监督侦查权。如果不是为了削弱侦查权，对侦查权实行必要的制约和限制，直接由侦查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即可，公诉权就没有单独存在的法理意义。其三，公诉权独立于侦查权存在，侦查机关不能自主决定逮捕嫌疑人，而必须提请检察机关批准，这种分工本身就体现了监督制约的性质，只是由于监督的具体模式和职权的任务不同，导致了差异。因此，无论是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权，还是检察机关的执法司法监督权，都是统一在法律监督（即权力监督）这一属性之下的，我们时时感到一些检察职权在性质和类别归属上的模糊，这也正是由于所有的检察职权其实都具有法律监督属性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