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解与适用

　论文摘要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作了相对完备的规定，将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内容吸收进来，首次在立法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与操作程序，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作为保障人权的“小宪法”的作用，从制度上对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本文拟以审查起诉阶段为切入点，浅析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

　　论文关键词 新刑事诉讼法 非法证据 程序设置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历程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沿革
　　在我国尽管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禁止态度，《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中关于“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已然体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精神实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随后的司法解释中也对此进行了细化，但对非法证据的内涵、适用范围及具体的操作程序却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存在于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反酷刑公约》）也对其进行了规定。可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己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在我国，随着“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刑事错案的出现，刑事错案及其背后的非法取证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赞成我国刑事错案的致错源头是非法取证 ，而遏制非法取证，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也正是因为此种关联，近年来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内容的相关规定相继出台，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设置与具体操作方式做出了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步得到确立，相关规定在明年将要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也得到认可，这充分反映了立法机关顺应时代发展，保障人权的决心。
　　（二）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内涵
　　对于“非法证据” ，我国目前将其界定为“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当前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从这些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看，“非法手段”同时包括了“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事实上，这样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并且这样的规定也和我国侦查讯问的工作规律脱节。在讯问过程中，很多从气势上、心理上压倒、击垮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讯问语言、行为及策略很难与“威胁、引诱、欺骗”区别开， 如果将所有涉及到的供述都排除，审讯工作将很难开展，可能走向放纵犯罪的另一个极端，也有悖于我国民众一直以来对犯罪行为的低容忍度。
　　而在2010年7月实施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并且在明年将要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也对该内容予以吸收，我们注意到，从这些法律、规定来看，对于非法证据的界定，将“引诱、欺骗”取得的证据并以逐一列举的方式包括在内，这体现了立法者对我国当前司法实践的充分考虑。对于“等非法手段”的把握，笔者认为，考虑到上文分析的相关情况，结合我国司法现状，平衡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关系，应当严格界定其范围，而不能失之过宽，笔者认为，在司法实务操作中可以将其界定为“采用不人道、致使其身体遭受痛苦的其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法以及可能导致完全背离被讯问人（被询问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讯问（询问）方式而取得的证据”。

　　二、审查起诉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构建

　　由一个案例展开的思考：李某某涉嫌抢劫一案被移送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阶段，其辩解在侦查阶段承认其抢劫并杀害被害人的供述不属实，事实上其当晚到达案发地点时被害人已经死亡，其只是利用此机会盗窃。之所以之前的供述不属实，是因为在监视居住期间曾遭到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包括连续二天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打嘴巴，用书本打头部，在11月底天气很冷的情况下被空调冷风吹等等，同时，监视居住的地点是在派出所内，并提供了个别办案人员的姓名。这个案例其实在我们的办案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普遍性，该案例涉及的主要是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笔者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对于被告人在侦查阶段自白的采信与否，经历了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判断和最终对该证据的采信等若干步骤，但是本案在调取入所体检记录、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以及对侦查人员进行询问之后，最终认定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并不存在，因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仍然采信，倘若最终因为存在刑讯逼供而将供述排除，将会对案件的处理造成很大影响，此时，公诉机关又应该采取何种机制平衡好侦查机关、被害人、嫌疑人的认识，使得非法证据的排除得到各方的认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该案例引发的思考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法律制度，该规则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的保障，如何更好的实现非法证据的排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审查起诉阶段构建一系列完备、高效的配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