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社会博弈中的高职发展刍议

在技术领域和行业的地位有待提高，通过教授治校，对内尚不能服众，对外没有权威，没有办法获得资源。但是，基于高职的办学目的和办学性质，假如在未来的一天高职真正实施教授治校，那么在未来这批新的高职领导者由于和国家机关的天然联系不密切，同时由于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深度融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高职院校将会张开手臂欢迎社会资本的大幅度投资，高职院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将慢慢的和国家拉开距离。问题在于，目前中国大陆将近3000所高校，将近三分之一是高职，这种本科与高职的比值将保持一种稳定状态，国家会放手让这股规模和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力量壮大吗？姑且不论高职自身要生存必定会排斥去行政化，单单就目前中国高职党建的加强趋势而言，高职思政课的改革而言，我们暂时还看不到国家对高职教育资源放手的趋势，因为放手就意味着国家把高职完全推向了社会，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社会变革，这么多年以来，社会一直不过是国家的附属品。若上千所高职与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那又应该是怎样的场景？ 三、社会力量对投身高职教育的犹豫 　　目前，社会力量已经掌握了中国大陆50%以上的总财富，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社会财富又掌握在私营企业主手中。我们在想见高等职业院校将持续扩张的同时，也要注意由高等职业教育衍生出来的一些趋势，比如由私营企业赞助或成立的培训机构，华为培训学校，海南航空的培训学校，有的本身就是以教育培训为主业的，比如新东方集团。目前在中国大陆，国家鼓励民间资本进军高等教育行业，但我们发现，目前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是以中小社会资本持有者为主，相反拥有巨额社会资本的企业主没有多少举办高等教育的意愿，至于和社会经济密切关联的高等职业教育更是少有人问津。相比美国，比比皆是的私立大学和社区大学，目前在中国大陆社会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意愿之低让人深思，难道是富豪们没有意愿回馈社会，那么像浙江大学等高校接受到校友的巨额捐款又如何解释，庞大的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国内若干顶尖科研型院校倾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假如这些顶尖的公办科研院校在国家和社会的博弈中，倒向国家一边，那么这样的捐款有会拥有什么样的意义。假如中国的私营企业没有意愿自办高等教育，自己创办职业院校，那么，目前国家在职业院校中着力推行的强化校企合作又将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假如说置身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社会环境中，当下的中国私营企业时刻要面对工商税务等国家机关的威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