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应对金融危机的税收政策评价与思考

(二)调整税制结构
　　一方面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拉动民间投资；另一方面应运用税收政策减轻老百姓的预期消费压力。为此，税制结构上应有增有减。在减税方面，可考虑进一步降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率，减少企业的投资成本；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完善节能、环保的税收优惠，提高资源的循环再生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高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完善自主创业的税收优惠，提高就业率；实行对销售农村的商品税收优惠，或给予财政补贴，增加农村市场的消费量；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将住房购建利息支出、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列人扣除范围，适当降低税率，提高人们的税后可支配收入；重新设计对房产交易和出租涉及的税收，避免目前营业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重复计征状况，减少人们的购房成本。在增税方面，可考虑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将塑料、电池等纳入征收范围，减少环境的污染；将各种与环境有关的收费，通过费改税，征收环境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医疗(包括制药和药械)、房地产和私立教育行业定为微利行业，对其超额利润(包括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征收超额所得税；改革资源税，提高税率，改变计征方式，减少资源乱开采和浪费现象，提高资源的使用率；完善财产税，考虑开征房产保有税、遗产税和赠与税，鼓励人们消费。
　　(三)进行分税制税收管理体制改革，消除非税收入增长的根源
　　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完善，公共财政的逐步建立，税收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逐年提高，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的比值由1978年的1.85:1下降到2006年的0.30:1。不过由于各种原因，目前纳入财政收入的非税收入主要是预算内和预算外非税收入，体制外的非税收入并未计入。因此，尽管根据统计口径，与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非税收入规模处于中等偏上水平，1995～2006年间非税收入占GDP比重约在4％～6％之间，但如果将未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考虑进去，1996～2006年间，非税收入占整个非税收入的比重超过了60％。为了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管理，2009年4月财政部下发《关于深化地方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对地方所有非税收入实行国库集中收缴，并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1～5月累计财政收入同比降幅大于6个百分点，税收同比降幅大于9个百分点，而非税收入同比增幅却大于28个百分点；7月份，税收收入为35 464.99亿元，同比下降3.5％，非税收入为5 207.06亿元，同此增长26％。 但是，加强管理并不意味着非税收入增长的根源消除。我国大部分非税收入，尤其是地方非税收入都属于乱收费，并不是为公共物品筹资，而是与财政体制分配不规范有很大关系。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之前，我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严重偏低，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适当增加中央财力。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滞后，单靠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改革和建设的需要。为了解决中央、地方在财权、事权分配关系上的划分问题，迫使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采取预算内、外管理，并默许一部分体制外政府非税资金存在，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各级部门和地方政府收不抵支状况。这种做法导致我国非税收入规模过大，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占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以及占财政性资金比重居高不下。因此不是简单将地方非税收入上收中央就能遏制地方征收非税收入的动力。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地方在可支配财力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既定水平，在财政分配关系不变和税收下滑状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征收更多的非税收入，这些最终都会转嫁给社会承担，降低消费的动力，从而出现“黄宗羲定律”中的“积累莫返之害”现象。 因此，应及时进行分税制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税收分配格局，规范中央和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权限，增加地方可支配税收收入，减少地方政府的收支压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非税收入增长的动力。在此基础上，规范收费项目，降低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提高社会的创业能力。
　　(四)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随着制度的变迁和改革的深化，传统的福利制度所提供的配给消费逐步地转移给市场。由于社会福利制度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一方面挤占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又导致居民预期的不确定性，进而促使居民尽量储蓄。虽然2009年我国经济已有回稳趋势，但上半年GDP 7.1％的经济增速中，投资贡献率达到87.6％。不考虑进出口贸易的情况，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已上升到了62:38，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和消费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因此，只有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控制商品房价格的上涨趋势，解决人们的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才能真正提高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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