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心理史学研究

　　
　　二、对传统教育弊端的痛恶和对树立新学风的渴望
　　
　　传统教育弊端主要表现为“鄙”、“乱”、“浮”、“蒽”、“忮”、“欺”，蔡元培对此是极为痛恶的^[10]。所以他认为，“未光复以前，全国学风以破坏为目的”，但在民国成立后，“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故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2]。蔡元培的这一观念还是很有见地的，只可惜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并不是蔡元培理解中的“民国”，“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2]谈何容易!所以民初蔡元培的这一理想并没有机会得以实施。但当重建学风的机会来临之时，蔡元培是决不会放弃的。
　　蔡元培对北京学生的习惯是很了解的，“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自己也是不用功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是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在讲坛上读一遍而已。这种情况在北大更为突出，学生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6]。所以，蔡元培到北大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转变学生的观念，树立良好的学风。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对北大的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抱定宗旨。他说和专门学校主要以“学成任事”不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以往学生“求学于此者，皆有升官发财思想……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他认为“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学生应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即乖，趋向自异……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如果学生“不于此时植其根，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第二，砥砺德行。蔡元培认为，“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所以“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势”。作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第三，敬爱师友。鉴于以往师生关系、生生关系间存在的问题，蔡元培提出，师生之间“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同学之间“尤应相互亲爱”，“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局，……毁誉共之”^[11]。这些论述明确反映出，对传统教育弊端的痛恶和对树立新学风的渴望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又一基本动机。
　　
　　三、对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认知和对民主化、制度化大学组织建设的追求
　　
　　笔者认为，在德国游学期间(1907—1911)，蔡元培逐步确立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在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以后，蔡元培便确立了自己教育救国的思想。笔者认为，蔡元培是在1907年留学德国以后，才逐步确立了教育救国思想。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但教育救国的人手处很多，蔡元培选择大学教育作为突破口，自有他认知和态度上的心路历程。
　　早在1900年，他就已经有了“精英教育”的思想萌芽，德国游学的经历和巴留芩对德国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论证，又使他有了直观经验和学理上的支持。大学教授的感化力量是什么?是定一国青年“个人处世之趋向”；德国迅速崛起的经验是什么?是“德人学问之精邃”；“德人学问之精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学界之伟人硕士，常于其国青年授以直接之教育，大学之势力永不坠”。“故大学能团结国民之精神，而维持其地位焉”。如果大学力保其“为学海重镇之名誉，据其永久之惯习，爱真理，重职责，致力于学问，摆脱世俗利害得失之观念，世界各国，莫不尊之重之”^[8]。
　　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对蔡元培来说实在是太具有魅力和吸引力。有了这种认识和态度，而不去从事这种活动，那倒是让人难以理解了。蔡元培1917年3月15日在给汪精卫的信中写到：“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校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校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12]由此可见，对大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另一推动力。
　　事实上，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也是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进行的。根据德国大学的组织建制，蔡元培在北大创建了教授会、评议会等，希望通过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建设，克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传统模式。这是他北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蔡元培采用了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等人的大学办学理念，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19年3月18日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的信中，蔡元培谈到自己办大学的两项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12]
　　这种主张，与他对大学教育性质的认知和态度及他对他人的认知和态度特点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13]
　　在当时的历史年代和社会背景下，“真的”能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则是蔡元培的个人特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注重“学术”、“宽厚”和“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等自我概念特点，蔡元培才“真的”能以“学问”作为判断和评价人和事物的“中心品质”，才“真的”能以“学问”的高低来对待古今中外学术，才“真的”能“广收人才，并且能恰当地任用，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只问学问才能，不问思想派别”^[14]。
　　由于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由于蔡元培在主观上确实倾向于“新派”，所以有人认为：“蔡元培在提出和实践他的‘兼容并包’思想时，是有选择的，决非对新旧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要兼容的是新思想，保护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他实行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却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封建文化在中国已根深蒂固，并不需要‘容与包’，而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新学’和新思想，因为不断遭到反动势力的扼杀，才需要特别保护，予以‘兼容’与‘并包’。因此，实行这一方针，实际上起到了宣称民主和科学、传播新思想、开辟新文化运动的道路等客观作用”^[15]。这种认识初看起来似乎很符合历史事实，但却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相去甚远。“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决无偏颇的。也许正是意识到个人可能出现的偏颇，蔡元培才力主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制度。这才是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真意。
　　蔡元培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这种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建设的重要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后于5月10日给北大学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12]可以看出，他对北大已建立起的制度化组织寄予了多么大的希望。9月20日，蔡元培在《回任北大校长在全校教职员欢迎会上演说词》中表示：“学校是有机的组织，校中职员，普通语分为教员、职员两部，其实没有一事不互相关联的……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全体职员的组织，果然稳固，即有一二分子的变动，为[如]更换校长等事，当然不成问题。”^[2]再次表示了他对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就在1927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蔡元培依然把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建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保证，在中央研究院设立了评议会机构。他“十分重视评议会制度，坚持参加评议会，即使在他晚年客居香港时，也始终关心评议会的情况”^[15]。可以说通过民主的方式，在法律范围内解决问题，是蔡元培在北大乃至其他社会事务中的追求。
　　在谈到大学校长的个人资质与民主化、制度化的组织建制的关系时，我国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就认为：“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可以延续十年。”^[16]蔡元培北大改革中力主建立民主化、制度化组织制度的目标追求，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通过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动机和行为探讨，我们不能不感叹，客观的结果未必出于主观的愿望，而主观的愿望也未必造成客观的结果，但如果没有主观的愿望，客观的结果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既不能没有“时势”，也不能没有“英雄”。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因个人的特点而取得了历史的辉煌，他希望实现的三个目标虽因历史的原因没有完全实现，但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目标一定会成为事实而决不会成为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