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位移动词所体现的女性活动特点
(六)奔
(19)晏子闻之笑曰:“婴其有淫色乎,何为老而见奔?”(汉·刘向《列女传·齐伤槐女》)
(20)文君,蜀郡成都人,卓王孙女,寡而奔司马相如。(《全汉文》)
(21)时杨素家红拂妓张氏奔李靖将归太原。(宋·王谠《唐语林·补遗一》)
从语义上看,例(19)~(21)中的“奔”均有“逃离A处投奔B处”之义。例(19)中的,“见奔”即“奔见”,“见”指“晏子”,“见奔”也就是“奔晏子”。例(20)(21)分别为“奔司马相如”和“奔李靖”。例(19)~(21)中,位移起点均为女子所在地,暗指女子娘家,终点为男性所在处所,其背后亦隐藏着“男子家”这一信息。可概括为:位移起点为女子娘家,位移终点为夫家,语境仍然为婚嫁。“奔”,此处为“私奔”义,即女子未经娘家许可,逃离娘家私自婚配。“奔”作为位移动词,其位移起点隐含在上下文中,而位移终点则清晰明确。
三、原因探析
通过对以上几个位移动词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这些位移动词的位移者为女性时,位移的起点和终点相对单一而固定,往往对应女子的娘家和夫家,语境也总与婚嫁语境有关,位移过程可具体为:离开娘家或夫家、前往娘家或夫家。因此,这些位移动词才会有“出嫁”“归宁”和“休弃”这些特定义项。为何女性位移者的位移出发点和落脚点总是与“家”有关呢?这种现象主要与古代女性的活动范围有关。
在我国古代,女性是以“家”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如《易》所言:“家人,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所谓“内”,即家内。这说明至迟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开始用男女有别的性别观念来规定男女的活动范围了。这种活动范围的限制除了受女性本身的生理因素的影响以外,主要由社会原因所决定。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父权制社会,女性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女性的地位由父系家族和夫系家族的地位决定。女性的主要社会价值在于给夫家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这使得女性的活动范围主要限于家庭内部,所以女性的基本社会身份“女儿”“妻子”“母亲”也都是以家为前提设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有位移,其起点和终点也多与“家”有关,所以女性位移者的位移起点和终点才会相对单一。
在古代,女性以家庭为活动范围的特点,女人被冠以“处子”“待字”“奉闺阁”“室家”“内人”这些称呼。随着封建礼制的逐步完善,男女有别观念进一步发展严密,自五代以降,女性甚至被加以“缠足”的恶俗,更加限制了女性的位移。在女性群体中,最普遍而重大的位移便是“出嫁”了,对古代女性而言,这是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必要途径。经由婚姻,娘家与夫家通过女性的位移被联系在一起。因为“出嫁”伴随着“离开”“到”“往”这些位移过程,所以会用以上表位移的一些动词如“行”“适”“往”“徂”等词,也就使得一些普通的位移动词在位移主体为女性时往往表示“出嫁”义。当然,其中有一些词由于在婚嫁语境中使用频率较高,渐渐地产生“女子出嫁”这一固定义项,如“行”“适”这一类,还有一些表示特殊情况下的婚配位移,如“降”“奔”等。另外,对于“已婚女性”还有另外一些位移情况,如“回娘家探亲”或者“被夫家休弃”,常用的位移动词便是“归”。
古汉语文献一般是由男性记录者记录的,而被记录的则是男性眼中的重大事件,如《左传》言“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就言明在《春秋》中只记载能够成为“王后”的“诸侯之女行”。在男性记录者的视野中,女性生活中的位移事件莫过于出嫁、归宁和休弃,而这些位移的起点或终点本身就是女子的娘家和夫家。
四、结语
综上,位移动词“嫁、归、适、行、降、奔”等,在位移者为女性时,产生“出嫁”“归宁”“休弃”等特定义项,主要是由古代社会中封建礼教观念的限制和女性固守家庭内部的活动特点所决定的。正如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中所说:“一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各面影。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1](P108)透过古汉语位移动词在位移者为女性时所产生的特殊义项,一些观念和活动上的蛛丝马迹,确实可从语言这块活化石中提炼而出。
注释:
①本文所引例句,均来自中国基本古籍库。
②例句“请嫁于晏子”中,位移终点并未以处所名词或处所短语出
现,但是在其背后仍然隐含着处所的存在,故我们在分析时直接提取为处所的形式,并根据上下文,将处所补充完整,文中别的语例也作这样的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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