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教育与精神培植

新课程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人的重新认识与发现，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纷争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是自己长大的，任何外围的因素只能作为人成长的环境而存在，是人成长的外因，永远不能代替人的成长，教育也不例外。 
　　教育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人的成长提供最直接最有意义的平台，另一方面是提示教育的当事者——在人才培养的各种途径中，教育永远不可或缺，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新课程理念下的教育，必须把人的成长，特别是人的精神成长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因为，这是人的综合素质提高的基础。 
　　一个有觉悟的语文教师，倘若只停留在传统赋予的角色意义的表层，那他的教育一定是没有灵魂的。语文教师必须把拷问灵魂，点击心灵，激发智慧，以及点燃智慧之爱，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 
　　汉语是我们汉民族的母语，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语言。台湾作家龙应台有过一场“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的精彩演讲，当说到汉语与英语的区别时，她分别用了“灵魂语言”与“工具语言”两个概念，用以比较说明。她说“英语的提高，只是你如何把这个汉语所创造出来最精彩的东西输出去的一个手段、一个办法”，她还说道，“当你没有所谓的中国文化情怀的时候，你如何产生出中国自己的当代”。其意思很清楚，是说母语之外的任何语言都不能代替母语；母语才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全部，一种恒久而不能逝去的文化情怀，一个最直接的，无可替代的，关于人的精神存在的家园。 
　　韩军在《母语教育实质就是精神教育》一文中写道：“语言是人的精神的最基本的构成物。没有语言就几乎没有人的精神。语言是‘人的精神本体’，因而语文教育实际就是‘精神培植’‘精神教育’。”（《语文学习》2000年第6期）这里所说的“精神培植”，显然强调的是语文教育本质的回归，即必须通过最能体现语文教育灵魂的诗歌教育，使语文成为真正的母语教育。必须说清楚的是，这里所说的“诗歌教育”概念中的“诗歌”一词的含义，并非单指通常所说的与小说、散文、戏剧等并列的文学样式，而是指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具有“诗的特质”的“纯文学”（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即“诗歌教育”就是“文学教育”。 
　　在当下，人们往往试图通过对技术与形式的没有限度的实验与翻新，来填补心灵的空虚，显而易见，这只能是徒劳无益而又无望的工作。如此艰难与软弱的探寻，人们身后的缺口与漏洞将会越来越大，人们心灵的创伤就会越来越严重，注定这是一场没有结局又不易停止的游戏。随着游戏的实施与演进，人们急切渴望规则改变的同时，更期望内容有实质性的改变。 
　　好在新课程来了，好在语文一直存在，好在诗歌教育一直未曾离席。诗歌教育更关注人的存在，特别是更关注人的精神存在。作为在者的人，他的自由程度一定与他对自己灵魂的关注程度成正比例。关注灵魂，就是要清醒地认清自己的当下，特别是当下灵魂受羁绊的程度。带着躯体的牢笼，人永远是被放逐于途中的。 
　　这使我想到“戴着镣铐跳舞”（闻一多语）这一话语。虽然，闻一多先生是用这个譬说来解说新格律诗的，笔者在此借以形容当下人“存在”的真实状况，应当还是中肯的。笔者曾有诗句“舞者，旋转如陀螺”“蜗牛被家押解着，四处流浪”“一匹雪白的白马，在白雪中雪白”“那些飞来飞去的飞鸟，在找寻自己丢失的翅膀”……凡此种种，企图阐释的无非是笔者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者，现实的亲历者，又是一个“他在”的观察者，在世俗中存在的孤寂与无奈，以及在孤寂无奈中前行，在前行中故作坚持、坚忍、坚强的深切体验。 
　　诗歌教育的灵魂就在于培植在者的精神之根。作为在者的人，只有经过自己的不断思考，不停反抗，不懈努力，不息奋斗，才能明确自己的目标，才能感知自己的存在，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才能把根留住，才能有可能使自己在以后的风雨人生中活得坚定，不妥协、不气馁、不动摇；才能突破自我的束缚，萌生个性的嫩芽，舒展生命的绿叶，才能绽放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时至今日，关于人自身的种种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这足以证明，问题的价值远远大于答案的价值。笔者始终认为，人的最大问题就是关于让人能够真实地自由地言语的问题。有声的、无声的、世俗的、诗意的——所有关于符号的呈展与创新，都与思想相关。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早期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他自始至终都关注着人的“现代性问题”，憧憬着人存在于世界的未来图景。他说：“语言不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它是极其复杂的由用语的领域形成的群岛。”（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语言既然不是一个“交流的工具”，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只能是思想。 
　　始终叩问教育真谛的笔者，试图通过诗歌教育的幽僻小径，小心翼翼地触摸现代语文教育的灵魂，这是自己语文教育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抑或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