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搭配的选择限制及其变异的修辞审美功能

　　2.性范畴的语义限制 
　　汉语和英语的性在语法上的体现远不及有形态标记的语言（如法语、俄语）那么显著。汉语名词的性是以生理上的性为基础的，主要是通过加词缀（如：公鸡、母鸡、男孩、女孩、男朋友、女朋友）或语义蕴涵（如：丈夫、妻子、哥哥、妹妹、嫖客、妓女、须眉、巾帼、皇帝、皇后）等方式来实现的，在组合搭配上的要求也都是在这些层面上进行的。因此，以生理上的性为词语搭配基础是语义的搭配原则，也是所有语言的共性。 
　　英语的性范畴也是以生理为基础的，除了少数词语残留了一些阴性词尾标记（如“actress，waitress， tigress”），词语中性的形态标记主要通过主格、宾格及所有格代词的性范畴来体现，语义蕴涵同样也是英语的语言特点之一。词语搭配的语义基础可以从一些例子中得以证实：“The bachelor（单身汉）is his sister”是不合格的搭配；同样“That spinster（老处女）is his brother”也不合法。词语的性、数范畴等句子成分搭配进一步印证了语义对搭配的制约作用。 
　　搭配的语义限制具有相当清晰度，在其他结构中也能得到充分体现。以定中结构为例：翻译界对杨必在翻译William Thackeray的《名利场》（Vanity Fair）中“a good Christian，a good parent，a good child，a good wife，a good husband”的翻译处理表示了极高认同。译者采用下义（subordinate）的具体描写词“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作为对等译文。这种译法是否忠实和对等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下义的描写词受到语义范围的选择性限制，它们在目的语中的组合搭配是通顺得体的；改变其组合方式有可能形成不合理搭配，如将上述搭配重新组合为“尽职的教徒、虔诚的父母、慈爱的儿女、孝顺的妻子、贤良的丈夫”就显得不那么和谐。 
　　以上只是就搭配在数和性范畴的语义限制两方面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事实上，搭配的语法及语义限制涉及诸多方面，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作更多、更深入的讨论，但对于搭配的选择性限制由此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三、搭配变异的修辞审美功能 
　　搭配可分为正常与非正常搭配。符合语法规则、语义关系、逻辑事理及言语习惯的搭配为正常搭配，反之则是非正常搭配。正常搭配还可以分出“自由搭配”（如“吃饭”）与“受限搭配”（如“吃食堂”）；非正常搭配可以分出“搭配变异”（collocational variation/deviance）与“搭配不当”。冯广艺（1997）提出衡量正常搭配的5项标准：语法词性标准、逻辑语义标准、约定俗成标准、共时特征标准、语体色彩标准，这只是对静态语言属性的总结，现实动态的语境中，这些标准都有可能被突破，但是突破是有条件的。为达到更好的修辞效果而突破常规才称得上是搭配变异，这也是我们需要充分讨论的。不起任何修辞作用的突破则属于搭配不当，只能给语言带来负担，是言语活动中必须尽量规避的。语言使用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遵守规约的体系性规则，另一方面又会逐步扩大词语使用范围，以表达言外之意；语言中的多义体系清晰地记载了词义在言语中的各种引申过程，其中就有语用修辞的作用。规范与创新反映了语言结构与建构的特征，它们是既矛盾又统一的集合体。下文将结合语用修辞的作用以及语言结构与建构的特点来具体讨论搭配变异的修辞审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