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商业贿赂犯罪司法认定的法律适用

的犯罪的决定》又将贿赂犯罪的主体又扩大到公司、企业高管或者职工；1997年《刑法》吸收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的规定，但对受贿罪的主体仍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犯罪主体、第一百六十四条的犯罪对象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对“其他单位”的含义并未明确。2008年《两高意见》对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作了进一步明确，“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临时性的组织。”笔者认为，“两高”对商业贿赂犯罪主体作扩大解释，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趋势，社会各界的要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一致，有利于预防、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两高意见》对“其他单位”只是列举式解释，用“等”予以概括，故在司法实践中不妨对“其它单位”的外延掌握得再宽泛些，只要与所列举组织或单位具有类似性质的组织，就尽可能地予以认定。
　　单位是相对于自然人的组织体，但并非所有的组织体都属于刑法中的单位。笔者认为，对“其他单位”的司法认定，还要掌握一个“正当活动”原则。只要是依法从事正当活动的常设性组织，或者临时性组织，都可能成为商业贿赂犯罪主体，但不应包括从事非正当活动的组织。因为其活动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公务性，不能成为宪法、刑法保护的对象。
　　三、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及其数额的司法认定
　　惩治非财产性利益的贿赂是世界各国立法的普遍趋势。我国刑法修改前曾有人提议，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对象，但鉴于当时法律界限不好掌握、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等原因未被采纳。伴随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商业贿赂已由原来的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权色交易等。比如，有的以提供房屋装修、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服务等方式行贿；有的通过虚设债权、无偿劳务、减免债务以及晋职招工、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方式贿赂。司法实践中，对“财物”是否包含非财产性利益，利用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能否定罪，各地掌握不一。《两高意见》将非财产性利益列入财物的范畴，即“商业贿赂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