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到理论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

　　
　　新农村建设没有统一模式
　　
　　基于农村地区的地理、气候、交通等自然条件及社会状况的差异,各农村地区在具体实施新农村建设时就应在有效把握新农村建设内涵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因地(时)制宜、统筹兼顾”,从而突出地方“特色”,做到“同中求异”。因此,各农村地区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时,其不同地方和区域要根据自身的特征和现实状况(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积极探索并实践符合当地客观状况和农民意愿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允许农村地区各地的新农村建设要基于其“起点差异、进程快慢、水平高低、方式各异、模式不同”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格局。

  
　　农村经济不能简单等同于农业经济
　　
　　调查表明,一些地区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时,把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摆在首要地位,不仅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实现农民增收,合理引导城乡产业布局及其发展,这本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但却误把农村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从而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顺利开展。事实上,农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农村经济除了第一产业的农业外,第二、第三产业也应涵盖其中,只是从整体上讲“工业经济、服务经济等”在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低。因此,少数民族地区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不仅要通过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来建立现代农业,而且要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如农产品加工、服务业、劳务输出等),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健康、快速、和谐发展。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使农村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得到有效持续发展,大力发展与新农村相适应的农村教育就显得甚为必要和迫切,这不仅是农村社会得到有效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而且是加快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小康的重要保障,关系到新农村建设及和谐社会构建的全局。需要指出的是,农村教育不仅仅是指农村义务教育,如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技能培训)在目前显得更加突出;同时,基于职业教育内容(农业使用技能及第二、三产业技能),农村教育要“三教”有机结合,以实现“三教的有机统一”,这是农村教育的必然选择和趋势,从而造就“有文化、有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当然,成人教育不仅仅是单指农民自身,还应包括广大农村工作干部及技术人员,农村干部素质的提高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构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完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新农村建设作为实现农村现代化的一种战略决策,给“三农问题”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可以说新农村建设与“三农问题”的治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调查表明:目前的三农问题“不只是农业经济和农民负担问题,还是与集体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农村社会组织的解体”(周建明,《建立发展的社会纬度》,2007),这一点还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因此,建立并完善与集体经济相应功能相对应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义务教育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农村中介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势在必行。同时,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从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丰富的、足够的、适合的公共产品,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加强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新农村建设伟大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其现实依据是“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不断深化和现代科技及社会不断进步的客观事实。生存环境一旦变化,与此相应的一切文化都要发生变迁和调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要实现新农村建设及其发展目标,需要构建相应的制度框架,才能更好地适应这种复杂的大环境”(陆益龙,《新农村建设的制度需求与供给》,2007),这是新农村建设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政治、文体等领域已发生了较明显的制度创新及其变迁。就目前农村地区实践新农村建设的现状来看,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以下几种制度的改革及创新:农村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及流转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不合理的农业价格政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当然,基于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不仅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而且要“因地(时)制宜、以点带面、突出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虽然是以恩施州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为个案提炼的,也许会有一些认识上的局限性,但仍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我国农村地区在具体推进新农村建设时,要基于战略的高度把上述几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同时,还应结合当地“三农问题”自身特征和实际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惟其如此,我国农村社会才能在新形势下按照“新方法、新思路、新机制”把新农村建设真正落在实处,让人民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