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揭示

　　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正向影响的显著性始终是不变的，人力资本水平每上升一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就会扩大0.151～0.154个单位。这可能是由于政府部门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政策导致城乡教育部门质量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教育回报更高的城镇居民将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得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农村居民，进而导致更高的城乡收入差距[24]。因此在模型（3）中进一步引入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FDI的系数仍然为负，但影响作用更大。1996—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同行业中外资企业从业人数的占比逐年增长，2006年外资企业从业人数所占比重仍为40%～80%[28]，这意味着我国吸引的FDI更多的是低水平的，在不受人力资本水平限制的情况下，城乡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是平等的，FDI的引入更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我们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说明人力资本在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FDI流入能够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主要是因为FDI的流入会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对人力资本水平的要求比较低，带来农村人口更多的就业，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农村贫困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吸引外资水平的不断提高，FDI流入带来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增加，对技术劳动（更多的是城镇居民）的需求不断增加。为谋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吸引高素质的熟练劳动力与优秀人才，外资企业往往会支付较高的工资报酬，即外资企业的“工资溢价现象”（Aitken et al，1997）[29]。考虑FDI流入对具有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的选择影响后，再通过要素价格的同向变动又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两种相反作用的最终结果决定了FDI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动态过程。
　　控制变量的影响也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在1%的水平显著为负，贸易开放度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府基本建设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二）年度效应估计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FDI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FDI的影响是静态的，亦或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借助年度虚拟变量与FDI变量的交互项进一步估计该作用的年度变化。我们仍然使用系统GMM的方法，在模型中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和FDI与各个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为节约篇幅，省略了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详见表3。
　　在表3中，Lnfdi反映的是以1992年为基准的FDI的影响，其后每年FDI的影响为各年系数与1992年系数相加所得到的数值。1992年的系数为-0.042，其含义是，若FDI增加10%，城乡收入差距相应缩小约0.42%。1992—1994年的交互项由于共线性剔除了。1995—1996年的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说明这些年份FDI的影响与1992年没有显著的差异。自1997年起，各年估计系数的显著性不断提高，且由负数变为正数，说明FDI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开始显现。其中，1997—2002年，虽然FDI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但FDI的整体影响仍是负的。而从2003年开始，FDI的综合效应变为正值。2003年的系数为0.045，计算出FDI的综合效应为0.003。可见，FDI的年度效应变化是比较显著的，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作用过程：起初，FDI主要流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人力资本水平的要求比较低，促进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由于我国引资水平不断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的FDI不断增加，再加上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的严重失衡，导致这种作用具有不断弱化的趋势。当达到一定点时，即FDI引起的“工资溢价”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力量大于其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正效应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力量时，FDI开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其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引入的FDI不仅取得量的增加，而且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产业结构水平逐渐高级化，从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这必然造成外资对技术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为了吸引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外资企业往往会支付较高的工资报酬，从而导致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工资不平等。二是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的严重失衡。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但人力资本水平却极为低下，城镇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比农村居民平均高出3.6年[24]。而城乡之间人力资本结构失衡更为严重①。这种失衡不仅导致城乡居民在就业初期收入的差距，随着经验的积累，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空间极为狭小，而城市居民的增长空间却极大，这必然又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FDI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至今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我国作为引资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又是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的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土壤。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高效率的外资企业数量的增加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向关系，而人力资本通过影响FDI企业对城乡劳动力的选择进一步加强了其正向作用。进一步地，本文运用中国1992—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结果有利支持了理论预测：FDI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人力资本的差异显著降低了FDI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效应。这意味着一方面我国引资水平整体上仍然是较低层次的，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不高；另一方面也表明人力资本在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进一步地，我们估计了这一作用的年度变化：FDI的年度效应变化是比较显著的，说明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1992—2002年，FDI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具有不断弱化的趋势，该阶段可视为财政分权之前的阶段。在该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认为是由短缺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报复性增长过程，增长是由需求和投资共同拉动的，但到后期投资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忽视了对教育、科技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30]。而2003年后，由于实行分税制，在我国的GDP政绩考核机制[31]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面对的财源上收困境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不惜以扭曲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来吸引FDI的引资竞争如火如荼地展开，由于要素价格的扭曲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2003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的，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财政激励模式并不是高效和可持续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的政策建议是：（1）2003年以后，FDI的引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应逆转现阶段我国引资的重点，结构升级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引进仍要以结构优化和升级为基本的判断标准，应尽可能引进发达国家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新的产业，借FDI培育本土自主创新能力。（2）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多归因于城乡人力资本差异。FDI必须要有比较快的人力资本积累相配合，人力资本才能获得普遍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FDI对技术人才需要造成的“工资溢价”现象自然不复存在。政府必须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努力控制城乡之间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的严重失衡。改变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增加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改善农村教育质量，从而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回报。还要加大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鼓励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工作。逐步放松户籍限制，尽可能地给予已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以城镇户籍，让更多的人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好处。（3）深化经济体制转型，加快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过渡，消除目前存在的不合理的二元要素市场分割。只有要素市场发育愈加完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才能逆转。
　　注释：
　　①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研究表明：中国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升入高一级学校所占的比例分别是高中6%和21%，中专0.8%和13.2%，大专0.2%和11.1%，本科0.02%和5.63%，研究生0.001%和0.323%。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田阡 等，20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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