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走出去』的动力因素与制约因素之探讨

2016年4月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核安全峰会，凸显了加强国际核安全建设的重要性，标志着全球和平利用核能的发展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资源约束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核电作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对优化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带动核工业及相关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而加快核电产业“走出去”，开展新能源产能合作，已成为中国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不仅有助于形成我国外贸新的增长点，同时对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抢占国际产业格局制高点，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核电产业“走出去”的发展概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核电产业就已经以工程总承包方式向巴基斯坦进行核技术输出，成为“走出去”的最早成功范例。直至今日，我国核电产业已走过30余年的实践与创新，产业体系日趋完善，一批重大技术已取得实质性突破，具备了高水平“走出去”的基础和实力。以中核集团（CNNC）、中广核（CGN）和国家电投为代表的三大中国核电运营商积极开展“走出去”战略，陆续开展全球布局，核电产业全面“走出去”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走出去”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对相关装备制造业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强。
　　目前，我国核电技术研发与出口采取了三、四代双轨推进的战略。中核集团作为我国三代核电技术“走出去”的重要承担者，1986年以来已累计向7个国家出口6台核电机组（2台投运、4台在建）、5座微型反应堆、2个核研究设施及1座核研究中心，特别是2013年签约的巴基斯坦K-2/K-3核电项目，成功实现了我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出口。目前正与沙特、阿根廷、英国、法国、埃及、罗马尼亚等近20个国家商谈核电及核工业产业链合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中国与阿根廷签署的中阿合作建设压水堆核电站项目，对中国核电“走出去”意义重大。此项目中，中核集团以设计、设备、建设、资金、服务、燃料制造和处理等全产业链形式参与阿根廷核电项目，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成功出口拉丁美洲，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竞争性核电市场首次获得成功。目前，中核集团将“走出去”的战略重点放在“一带一路”沿线以阿根廷为重点的南美市场、以阿尔及利亚为重点的非洲市场以及以巴基斯坦为重点的亚洲市场。
　　2014年中广核集团为布局欧洲新能源市场，在伦敦成立中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英国办事处，并在法国注册成立中广核欧洲能源公司。2015年10月，中广核与法国电力公司合作，获得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站项目及塞兹韦尔 C（SZC项目）和布拉德韦尔B（BRB项目）两大后续核电项目，其中我国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将在布拉德韦尔B项目中使用，这是我国核电企业首次开发建设西方发达国家核电项目，标志我国核电技术得到欧洲国家的认可。2016年3月底再传捷报，中广核与捷克能源集团在布拉格签署了《关于在核能及可再生能源领域全面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明确了两国未来核能合作领域及在第三国投资核电项目的潜在机遇，为中国与中东欧其他国家在“16+1”框架下深化能源特别是核能合作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2015年5月我国核电领域两家大型央企--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实现了战略合并，国家核电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由此诞生。新组建的公司更具备了“走出去”所需要的从设计到运营一体化的全产业链优势。目前，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在国际市场主要跟踪南非和土耳其的核电项目，国家核电与南非核能集团签署了《核电培训合作协议》等。同时，国家核电与中国工商银行、南非标准银行签署《南非核电项目融资框架协议》，为南非核电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2016年初，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高温气冷堆项目“走出去”获得实质性突破。中国核建与沙特签订了《沙特高温气冷堆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未来有望涉及价值1000亿美元、发电量占沙特全国发电量50%的16座核电站的建设。同时，中国核建还与阿联酋迪拜、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高温气冷堆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这将对“一带一路”沿线中小电网国家起到很好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中国核电“走出去”的动力因素分析
　　（一）全球绿色能源的发展为中国核电“走出去”提供了新动力
　　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积极探索能源转型，通过发展绿色经济以实现可持续增长。例如，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分别于2008年、2009年和2012年明确提出“绿色新政”、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旨在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在新兴产业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同样，绿色发展也成为新兴市场国家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也积极规划布局，取得了一定成就。据统计，201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总额为3290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4%。比2011年的历史最高水平高出3%。
　　而核能作为一种重要的清洁能源，在低碳减排方面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和安全性。特别是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会议召开后，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未来10-20年将成为全球核电大规模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当前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催生的持续增长的电力需求以及环境约束为我国核电“走出去”提供了强劲的外部需求和新的动力。许多国家纷纷把发展核电作为减排治污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能源战略。据世界核协会统计：到2030年前，全球有明确核电建造计划的反应堆高达158台（不包括中国的59台），新增核电共约17800万千瓦。这些新建核电将带来1.5万亿美元左右的投资。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中国核电“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市场
　　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即为沿线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也为我国核电产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市场和机遇。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也使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利用清洁能源的重要性，所以发展核能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工业化的选择。
    从当前国际核电市场来看，国际核电发展区域的重心已由发达国家逐渐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全球正在发展和需要发展核能的国家有70多个，而“一路一带”沿线64个国家中已有核电国家19个，计划发展核电国家25个，目前规划机组140台左右，总投资规模超过1.2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新建机组将达到200多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国家在核技术应用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将成为未来核电需求和投入的重要区域。如马来西亚、埃及、哈萨克斯坦都推出核电发展规划，分别拟在2021年 建设200万千瓦、2027年建设500万千瓦和60万千瓦核电机组。此外，缅甸、柬埔寨也正在制定核电规划。因此，我国正处于“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和国际核工业格局变化的关键时期，今后以点带面，逐渐切入亚洲、非洲和拉美等新兴市场大有可为。我国核电“走出去”面临着广阔的市场与发展空间。
　　（三）中美核安全合作为中国核电“走出去”创造了新的条件
　　核能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利用，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确保核安全。而核安全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深度合作。中美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有巨大影响力的核能国家，在核能技术创新、微堆低浓化改造、加强口岸辐射探测能力建设、废旧放射源收储等方面的双边合作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特别是2016年3月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在北京落成，成为2016年核峰会的一大亮点，堪称中美核安保领域合作的里程碑事件，标着这中美在核能领域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也为中国核电“走出去”创造了新的动力和条件。
　　由于核安保示范中心承担着为亚太地区各国提供系统、全面的核安保教育培训、测试认证、先进技术展示以及为各国培养核安全监管的技术人才等任务，将使各国有机会了解我国核电发展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并极大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核人才和技术水平的信心，对我国核能“走出去”带来积极贡献。
　　（四）核能技术设备的创新为中国核电“走出去”奠定了新的优势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核工业已拥有从核地质勘查、反应堆设计制造到后处理的完整核科技工业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目前产业配套能力不断加强，已具备了“走出去”的全产业链优势。
　　我国已拥有国际公认的三代核电技术两大品牌———“华龙一号”和CAP1400。“华龙一号”技术由中核集团的ACP1000以及中广核集团的ACPR1000+两项技术融合而来。其共获得743件专利和104项软件著作权，自主知识产权覆盖设计技术、专用设计软件、燃料技术、运行维护技术等领域，完全实现了独立自主；重大专项CAP1400示范工程也已准备就绪，具备开工及后续连续施工要求，总体设备国产化率将超过85%。同时，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核电技术--高温气冷堆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广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已经系统掌握了高温气冷堆的全部关键技术，其在固有安全性、多功能用途、模块化建造方面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为我国核电“走出去”提供了国际独有的优选堆型。
　　利用核电技术发电还需要有先进可靠的相关设备制造和核电站建设能力，从而为核电“走出去”提供有力的装备支撑。目前，我国核岛主设备的产业布局已经形成，每年可以生产10台以上成套核电主设备，核电装备产能位居世界第一。装备国产化也取得重大进展。“华龙一号”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85%，批量化建设设备国产化率将高于95%；CAP1400国产化率80%，AP1000国产化率目标是80%。我国还掌握了海上核电装备制造能力，形成以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和一重、二重为主的核电装备制造企业，以及以沈阳鼓风机集团、中核苏阀等核级泵阀制造基地，他们已成为支撑起中国核电装备“走出去”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