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非均衡机理研究

摘要:非均衡是一种经济常态,外贸结构也普遍地表现出非均衡的特征。比较优势的分工原则在促进发展中国家低级要素优势得以发挥的同时也搭建了发展中国家弱性非均衡的外贸结构,而后发优势取向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强势非均衡的外贸结构提供了一条更为有效的演进路径。未来我国的外贸结构演进要超越比较优势,更加注重发挥后发优势。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非均衡,弱型非均衡,强势非均衡
    一、外贸结构的非均衡常态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各产业部门在总产值和总资源中所占的比重历来都是不断变化的,并且在变动速度和幅度上存在差异。特别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经济结构呈现出非均衡的普遍常态:从技术变动的角度看,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结构非均衡循环的永恒持续。从市场的供求角度来看,供给和需求能力的变动都是非均衡的,从而产业结构也是非均衡的。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看,资源的相对稀缺差异导致不同部门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存在差异。各微观市场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非均衡状态将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形成多市场的非均衡结构。
    一国或地区的外贸结构反映了该国或地区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资源优势和规模优势,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外生条件不统一等一系列现实因素的约束下,一国总是根据一定的分工原则参与到国际分工和贸易过程中去,形成了一种低于均衡世界里帕累托最优效率的“次优”配置效率。不同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天然地形成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非均衡外贸结构,并通过进出口的商品结构、地域结构、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表现出来。
    当然,由于经济条件不是固定的,一国外贸结构的非均衡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在受到一定外在冲击或内生演进的情况下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比较优势的重构和外贸结构非均衡的演变。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为背景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外贸结构一般性的动态非均衡演进特征。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各国都处在农业社会和生产力比较落后的阶段,主要出口国家的外贸结构也以奴隶主、封建主或其他上层阶级所需求的奢侈品以及部分农产品和食品为主。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开始迈踏上工业化进程,循着“轻工业——重工业——高科技产业”的路径趋向高级化;人类消费的变化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表现为对“轻工业品——重工业品——高科技品”的层次性递进消费。当这些工业化“领先国”的国内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相应产品的出口也就趋于上升并形成外贸结构的高级化趋势,即外贸结构基本上呈现出“轻工业品出口为主——重工业品出口为主——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出口为主”的循序高级化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一般性的外贸结构演进路径基本上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分工原则之上的,强调发达国家发挥在资本和技术等高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发挥在劳动力和资源等低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种分工安排下,实际上是对静态比较优势的一种永恒的肯定和加强,即“强者愈强,弱者恒弱”。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在各种经济博弈中都处于强势地位——拥有世界经济的“定价权”和“指挥权”,决定经济增长非均衡的各种“短边”可以在自身积累和外来输入的条件下得到加长,经济结构表现出主导性的强势非均衡特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低级要素则可能被过度挖掘,而在高级要素方面却很难获得优势,在各种经济博弈中都处于弱势地位,经济结构也就表现出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弱性非均衡特征。
    二、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弱性非均衡
    在现代经济中,作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为了增进世界福利和参与国的福利,各个国家应当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挥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这一学说的核心内容在于,论证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原则——“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从而,使得国家之间的分工与贸易成为一种普遍的形态,特别是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普遍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缺乏的是资本和技术,而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的优势;发达国家通常拥有丰富的资本和技术资源,但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则相对稀缺。因此,在根据比较优势原则确立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很自然地主要发展和出口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则主要进口前者,发展和出口后者。
    后来发展了的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在这种非均衡的外贸结构中,发展中国家还能获得一种动态的比较利益。他们认为,后进国家发展和出口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促进资本和技术的积累,从而丰富了稀缺的高级要素并自动地促进经济由较低级阶梯逐步跃入较高级阶梯,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替代。按照比较优势的这一逻辑,发展中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只需要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可以实现有规律的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增加,并且这种福利增进量从来都会高于封闭条件下的福利增进量。
    不可否认,几乎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必须正视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的现实,这对于一个准备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更为严峻。因此,资本和技术的“原始积累”是首先需要解决的“瓶颈”,需要通过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获取长远发展所需的资本和技术等高级要素。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诸多好处和必然性,已经为很多的经济学家所论证,也已经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史所实践。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存在着不少隐患。并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中随着实践的推移而逐渐暴露出来。二战后,普雷维什和辛格(Prebisch,1950;Singer,1950)首先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问题。后来辛格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普遍发生变化之后,重新对他们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现恶化趋势。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比较优势战略从一开始就是存在问题的。就现实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比较优势学说论证的福利增进是以各国的供给条件和生产条件不可改变、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为前提的,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静态的要素假定条件已经改变了。就长期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不能自动、自发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在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通常都是小于1的,所以,最终便是历史形成的不对等的国际分工地位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被不断加剧。就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而言,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战略。“事实上,出口绩效并不等于能够给本国的生产力和福利带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是不能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领头产业”。所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非均衡外贸结构更加难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就由此陷入一种恶性的非均衡循环:为了获得资本和技术,大量出口低级要素产品,而贸易条件趋于恶化;贸易条件恶化则收入下降,并寄希望于更多地出口低级要素产品以获得更多外汇。
    这种恶性的非均衡循环反映的是一种贫困化增长(1mmiserizing Growth),即出口商品生产能力的提高反而导致了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对国内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假设一发展中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的服装,进口资本密集型的飞机,其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1所示,S1为该国初始进行分工时的生产点,C1为该国初始进行贸易后的消费点;由于劳动力丰富,生产扩大,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至P′P′,但在横轴上的移动幅度大于在纵轴上的移动幅度,S2为该国由于劳动力丰富不断扩大生产后的生产点,C2为该国此阶段进行贸易后的消费点。由于需求弹性较低,服装的相对价格下降,C2处于较低位置的社会无差异曲线U2上,显示由于贸易条件恶化,使该国的实际消费水平低于经济增长前的状况。
    需要指出的是,贫困化增长发生的前提有三:一是该国的商品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二是该国生产能力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三是国际市场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弹性较低。显然,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开放经济来说,这三个条件是基本符合的,因而更加需要警惕出现经济的贫困化增长。
    因此,一方面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及其在工业化初期所承担的重要“引擎作用”,但别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基于比较优势的长期发展所产生的后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上的外贸结构称之为弱性非均衡式的,即相对于发达国家以高级要素密集度为主的相对或绝对强势的非均衡外贸结构,发展中国家始终只能处于世界经济“外围”的弱势、从属甚至是依附的地位,并且难以继续通过比较优势战略形成追赶和超越发达国家的充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