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非均衡机理研究

    三、后发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强势非均衡
    问题进行到这里,似乎已经陷入了一个探索困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诸多“短边”约束而难以实现自身造血功能的增强,所以必然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在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框架下增加比较利益,促进资本和技术等高级要素的积累以保证工业化进程有足够的动力支撑。但是,由此形成的弱性非均衡的外贸结构,事实上可能在比较优势战略进行一段时间之后陷入贫困化增长,这显然不是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所愿意看到的。
    那么,后发国家究竟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种经济增长路径,构建一种相对强势的外贸结构呢?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 Gerchenkron)对1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经验分析后发现,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着的不同。这些不同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六个命题:(1)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缺乏连续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突然的大冲刺过程;(2)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也就越明显;(3)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4)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对人民消费水平的压制就越严重;(5)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这些因素的强制性和综合性就越明显;(6)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农业就越难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这六个命题下,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凭借“后发优势”获得比发达国家快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追赶。“所谓后发优势,指的是由后进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进国家没有,后进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也就是说,后发优势是一种由于后发国家相对于先发国家的落后产生的一种落差优势,并且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后发优势主要有五点:一是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的认识丰富得多;二是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三是后发国可以跳跃先发国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四是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这可使后发国对自己的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五是先发国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
    后发优势之所以会存在于后发国家,是因为:第一,相对落后会造成紧张状态。相对落后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这种紧张激发制度创新,并促进以本地适当的替代物填补先决条件的缺乏。第二,替代性的广泛性存在。这一替代性是指工业化过程中不存在必须具备的一系列标准条件或者是必须克服的一系列标准化障碍,在吸收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后进国家在形成和设计工业化模式时具有可选择性和创造性。替代性的意义不仅在于资源条件上的可选择性和时间上的节约,更重要的是使后进国家能够也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第三,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后进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以节省科研费用和时间,快速培养人才,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同时资金的引进也可解决后进国家工业化中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在世界银行199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验证了这种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居上”突破过程是可行的。报告指出:“现代化趋势是后来居上。英国从1780年起,用了58年时间使人均产出增长一倍。美国从1839年起,只用了47年时间;日本从19世纪80年代起才进入这一增长过程,把人均产出增长一倍的时间缩短为34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进入现代化的晚近国家,人均产出增长一倍的时间又进一步缩短了。例如,土耳其用了20年(1957—1977);巴西用了18年(1961—1979);韩国用了11年(1966—1977);中国用了10年(1978—1988)”。
    可见,后发优势战略是可能和可行的。鉴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局限性,发展中国家在有了一定的资本、技术等方面的积累之后,要更加重视通过实施后发优势战略来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实现对外贸结构非均衡的重构。在这一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其着眼点在于学习,力求通过模仿创新来实现经济追赶,后来居上。
 产业发展是一国对外贸易的基础,一国的外贸竞争力根基于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研究外贸结构的非均衡演进时,必须建立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在后发优势学说的基本思想下,建立如图2的一个外贸结构非均衡演进模型:
    在模型中,将假定的某后发国家置于开放经济条件下,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都受外生的国际经济影响,并将产业经济和外贸经济、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以及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纳入到一个非均衡循环框架内。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向是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定位或地位决定的:定位于获得比较利益,那么,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都将服务于国际分工体系下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然而,受限于这一方向的比较优势战略必将引发掉人“比较优势陷阱”的后果,这已经为前面的考察所论证,因此,这里简要讨论基于后发优势的外贸结构升级及其新非均衡框架的构建。
    定位于后发优势的确立和发挥,贸易政策也就不再是简单地为了实现出口和创汇的目标,丽是更加注重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制度模仿、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的努力,特别是这些努力将以实现某些领域或部门的“增长极”构建为导向,在具体的进出口政策上给予倾斜。在这一外贸政策下,将会出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外贸产业的相对高速增长,特别是可能出现外贸结构向这些高级要素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倾斜,对该国长远的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跃升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与外贸政策相对应,本国的产业政策也与之相呼应地定位于“反比较优势”的对部分关键性或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实施特别的鼓励性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升级。
    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后发优势的大小在于后进国的相对落后程度(即先发国与后发国之间的差距)。因此,当后发国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较先发国更高速度增长,这种差距会变小,而后发利益的增量也会越来越小,即后发利益是边际递减的。特别地,当后发国家已经接近和赶上先发国时,后发优势和后发利益也就趋近于零。所以,如果将后发优势仅仅定位于技术、制度等的引进与模仿,试图通过这种发挥后发优势的途径赶超先发国家是不可能的,这是可能出现的“后发优势陷阱”。
    所以,需要对发挥后发优势的路径给于修正和限定,并确定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前,后发优势的发挥是对先发国家曾经走过道路的模仿与修正,其关键在于获得一条追赶先发国的“捷径”;同时,也要确立长远发展与赶超的意识,譬如为更长远未来的技术创新奠定基础等,为使后发优势和后发利益在趋于零的时候保持新的赶超先发国的“后发优势”准备条件。而在临界点之后,也就是接近或赶上先发国之后,后发优势的发挥将主要取决于自主创新的超越精神——整个后发路径已经确立了一条比先发国更加良好的创新通道,在创新领域可以拥有比先发国更高的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可以把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非均衡演进路径粗略地作以下概括性描述:从比较优势起步,通过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积累比较充裕的高级要素;在比较优势战略实施到一定阶段后,则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确立和发挥后发优势,并逐步过渡到以后发优势为主的外贸结构演进路径;由于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随着后发优势的持续递减到达“临界点”的时候,则确立一种高级形态的后发优势战略——主要是建立一种比先发国家更为有效的创新机制,最终实现后来者居上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