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非均衡机理研究

    四、从比较优势到后发优势:我国外贸结构演进的方向
    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的初始条件受到诸多限制,特别是在资本、技术、人才等高级要素以及市场空间有限等关键因素上的“瓶颈”制约,必须将本国经济置于开放条件下,按照比较优势的分工原则与发达国家进行相应的分工和交换,促进本国在(低级)要素密集度较高方面的比较优势的发挥,构筑未来经济起飞的坚实基础。也正是因为这种分工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原则基础上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发挥的往往只是在低级要素方面的优势,而试图通过经济结构的自然演进实现与先发国家的平等对接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构建的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都处于一种弱性非均衡状态,难以在市场竞争中与发达国家的强势结构相匹敌。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外贸结构战略也前后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一是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是一个以封闭为主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所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恶劣,经济政策也倾向于封闭,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可以说,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支撑下,这个时候的外贸结构战略基本上是内向型的,只是通过有限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换得了部分工业制成品(主要是生产资料)的进口,以此来保证国内的经济增长。二是1978年以后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越来越走向开放,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这一时期反思了过去封闭的经济发展方式,客观地认识了自身的要素禀赋基础以及通过低级要素优势的发挥构建经济“起飞”平台的重要性,外贸结构战略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比较优势取向的阶段。并且,我国主要是参与到比较优势原则下的垂直型分工体系,促进劳动力成本优势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通过种种政策优惠大量引进外资、进口机器设备和技术、学习先进管理经验等;大量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鼓励发展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大举进人中国,合资企业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
    通过实施比较优势取向的外贸结构战略,取得的经济增长效果自然是显着的。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近3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采取上述措施基本上是建立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下、低价向外商供应土地、积极为外来资本提供种种政策优惠和便利等基础上的,在取得可见的GDP效果的同时却出现了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中国制造”而鲜见“中国创造”、有“中国产品”而难有“中国声音”的现象、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产品极少并在国际市场上常因此遭受侵权和倾销指控、我国是世界产品市场上的最大供应商和原料的最大需求商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定价权。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是个悖论,也足以为民族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感到忧虑。
    我国在低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已经完成了其最初的历史使命,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经济弱性非均衡性已经显现出来了。当前,我国已经在高级要素方面有了一定的积累,未来的外贸结构战略也就需要由此开始有所改变:在过去的比较优势战略为我国经济起飞打下一定基础的同时有所超越,发挥由于落后所带来的在经济发展方面所积累的势能差,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和“爆破式”的快速推进方式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差距,加速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的升级以及对发达国家的赶超,逐步摆脱外贸结构的弱性非均衡局面,为向强势非均衡转变构建条件。作为一个需要担当世界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更不应该“依赖”于先发国家曾经走过的经济增长路径,而应当寻求一种更为切合后发国家实际和能够适时实现对先发国家赶超的增长路径——后发优势取向由此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与超越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