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SAS 32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47万亿元，隐性债务估算规模达34.5万亿元左右，其中政府付费型PPP占比约3%～5%[7]。PPP项目库中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与使用者付费项目金额约为政府付费项目的两倍，IPSAS 32会计规则下，符合控制测试的PPP项目均需按照新增资产价值确认等额负债，因此政府方改变核算方法后会提升总体负债水平。PPP会计规则改变让PPP负债显性化后，对地方政府负债率会产生一定影响，当地方政府面臨去杠杆压力时可能会减少运用PPP模式进行公共投资。
　　（三）表内反映PPP项目资产负债影响债券发行评级与利率
　　政府方运用PPP替代传统的政府采购可能主要为了保持其信用评级，同时掩盖其真实负债水平[8]。权责发生制改革后，会计信息披露能够更好地反映存量资产与负债成本信息等[9]，PPP会计准则由于扩大了政府方债务确认的范围，短期内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负债率，对同期政府债券发行评级与利率造成影响。从美国市政债的发展来看权责发生制可能带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拓展了政府债务核算的范围，可能降低政府评级提升发行利率，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信息质量的提升，强制性信息披露能够带来更低的利率成本[10]。随着《预算法》的修订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的发布，地方政府可以省级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发行一般政府债券与专项债券，《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要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需履行评级程序，现行评级体系下，地方政府债务水平是偿债能力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债务显性化会对偿债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三、我国制定PPP会计准则的现实意义与对策建议
　　（一）出台PPP会计准则，发挥PPP会计宏观管理作用
　　会计是的本质是一项管理活动，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PPP市场，政府会计将产生重要的宏观治理作用。现阶段我国PPP项目中SPV公司杠杆率较高，国有资本为主的社会资本投资方受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债率考核制约，不愿意将其并入资产负债表，进而导致SPV公司不出现在任一控制方的资产负债表上，PPP项目不仅仅是“孤儿资产”，更是“孤儿公司”。政府权责发生制财务报告体系改革的背景下，PPP会计核算仍然缺乏依据。
　　IPSAS 32的发布大大提升了PPP会计客观规制的作用，较好地解决了如何判断PPP资产与负债所有权的问题，与IFRS相一致的处理逻辑明确了政府方的会计核算，显著改善了风险回报法的不足，降低了市场主体选择性运用会计准则带来的宏观影响。控制法虽然提高了政府方列报资产与负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