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股权结构、法律制度与股权资本成本

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初始样本，并遵循以下标准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剔除ST和PT的上市公司；（3）剔除同时发行AH股或同时发行AB股的公司；（4）剔除在2007年12月31日之后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5）剔除在2007年至2012年间股权资本回报率（ROE）异常的公司（即ROE大于1或小于0）；（6）根据GLS模型，剔除2007年到2012年间证监会行业分类发生变化的上市公司，同时剔除2007年到2012年中股利支付少于三年的公司数据；（7）剔除其他数据缺失以及数据异常的公司。根据以上标准，最终筛选出数据完整的527家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作为有效的研究样本。本文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色诺芬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法律制度环境指数来源于樊纲等（2012）的研究。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由表2可知，股权资本成本的代理变量RE最小值为0.0061，最大值为0.3117，均值为0.0357，股权资本成本的数值偏小，间接证实了股权融资在中国资本市场上颇受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推崇。现金流量权的代理变量OWN最小值仅为0.0053，最大值为0.92，可见样本中各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量权差别较大。终极控制人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分离度的代理变量SR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48.2655，说明样本中各公司两权分离度相差较大。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代理变量ULC的均值为0.6913，可见由国家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仍然占多数。法律制度指数的代理变量LAW最大值为8.93，最小值为-1.91，平均值为5.65，说明我国各省份间的法律制度存在较大差异。 （二）回归分析 　　为了全面检验终极股权结构、法律制度和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制度和终极股权结构交互项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实证回归模型：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法）估计上述8个回归模型，检验研究假设H1至H6。表3是回归结果。 　　根据表3可知，调整R2最小值为0.313，模型拟合度较高，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共同解释股权资本成本差异的能力较强。F统计量的最小值为29.642，最大值为31.979，在给定1%的显著性水平下F统计量均远大于临界值，说明模型总体在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好。Wald检验（行业变量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也在常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见行业因素对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不可忽视。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