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测度福利偏差根源与改进建议
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上面分析了GDP作为生活水平衡量指标存在偏差的根源,那么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阶段,各种新问题老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GDP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更加存在问题,下面就从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入手来看看这一矛盾。
(一)租房与自有住房
在房价飙升的今天,中国老百姓还是不遗余力地要在所居住的城市里买房,这源于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认为租房就不是自己的家庭。这样的思想无可厚非,但在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是,租房与自有住房,所获得的服务是类似的,但其价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差异巨大。当前住房在中国百姓的家庭经济中占有绝对的巨大份额,而且一系列问题都与房价挂钩,甚至婚姻大事、夫妻感情等等,整体的百姓福利因为高房价而在不断地下降,但在GDP核算中,高房价依然带来高的GDP,体现“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当前房租市场价格变动异常复杂。
(二)自然资源损耗与环境成本
就像会计中考虑固定资产的折旧一样,社会发展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也应该计提折旧。但是折旧往往是相当难以估算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分析的时候主要依赖于GDP,而非国内生产净值。GDP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如采伐树木时,GDP在增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GDP也在增加。于是,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占8个。为了GDP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自然资源的消耗,除了采矿和伐木这种直接的从大自然获取生产原料可以以其交易价格进行计算之外,对环境的污染排放,对耕地林地的破坏,又何以计算,这些是GDP核算的问题,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西方社会“先污染,后治理”的前车之鉴下,中国应该吸取教训,可持续的开发环境,而且也应该看到目前GDP高速增长背后的“水分”,对子孙后代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是不可逆的,如果真的可以准确估算,计提折旧,这将是一个惊人的大数目。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GDP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而发达国家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三)低端制造业与出口依赖
对于一个经济体发展的衡量,从全球化的世界中,应该更加重视进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影响。中国的GDP里,到底有多少是被其他经济体所占有,中国只是生产了一个巨额的GDP数字,享受这种虚假的发展,而实际上,在进出口贸易中的福祉,国人并没有充分享受到,而是用于增长他国人民的福利了。尤其目前,中国的企业出口仍然处在一个低端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存在出口依赖,国际市场一旦萎缩,中小企业就面临大面积的破产倒闭,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的GDP也需要一番严格的审视,在这个问题上,用国民收入这一指标比GDP更加真实的反应中国人实实在在在这些交易中获得了多少利益。
(四)公共服务改革,打造服务经济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一类活动不可或缺,却很难计入GDP,这就是各种服务活动。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中国,服务占据了经济活动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可以在服务经济中,质量参差不齐,价格变化万千,目前的统计机构一般把销售量作为商业服务量的指标,这个方法的最大问题是忽略了服务质量的变化,尤其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一些服务不仅质量提高,而且价格还下降,这种情况下,百姓的福利得到极大提升,但反映在GDP上却是下降。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如和福利最相关的健康和教育问题,在中国,这些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在北欧高福利国家,政府提供类似服务的比例可能更高,这些服务一般规模较大,消耗大量的财政资金,却得不到合理的衡量,因为这些服务以投入为基础,而产出不明朗,因此在核算时以投入作为其衡量,但是,这些投入的效率却没有人考究,那么如果政府投入的效率提高了,那么现有方法将会低估福利的增长。因此,以投入作为公共服务的衡量指标显然有其不科学之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这些支出的大小与百姓福利的高低没有直接的相关,最直接的例子,医疗保健支出不断提高,但是百姓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因此两者无法直接划等号,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因此,中国要整体提高服务经济的质量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同时还必须寻求更加准确的方式来衡量这些服务在生活福利方面的作用。
三、发展测度改进的建议
针对GDP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衡量产生的问题,从统计工作者的角度,笔者认为目前的发展测度,应该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改进。
(一)人民福利更应着眼于收入和消费
GDP用于衡量生活水平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从生产角度进行衡量,而实际上,收入和消费,更加关乎百姓的生活水平,而非生产。正如上面讨论到的,如果考虑价格,通货膨胀,国际间的流入流出等因素之后,很有可能生产和收入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也就导致GDP衡量社会福利的失效。因此,在以后的地区发展评价或者国家比较研究中,应该尽量避免仅使用GDP这一指标,而应该看看该国或者该地区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全面考量。还要进一步推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准确测量,用更为有效的方法测量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全部资源和财富,并充分考虑到这些资源的可持续性。
(二)从家庭角度分析社会发展
书中指出,在很多OECD国家,实际家庭收入的增长与实际GDP的增长有很大的差距,通常是家庭收入增长比GDP增长缓慢,笔者相信,在中国这一情况也是必然存在的,以至于每次国家一公布经济增长数据,民众就大呼没有感受到,确实,收入增长缓慢,物价飞涨,即便是GDP再翻几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能不升反降,以这样的数据来说明中国发展有多快,必然遭到质疑。因此,要求统计部门不断完善家庭的调查制度,从家庭角度考虑各部门之间的支付款项,比如说家庭向政府缴纳的税款,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家庭进行金融投资得到的利息回报等等,如果能把这些家庭收入和消费精确记录下来,就能够准确的衡量民生发展,甚至,从家庭角度出发的统计,还能够把上文提到的难以计量的政府公共服务,比如医疗和教育,从家庭消费的角度体现出来,这就解决了为公共服务估价的难题。
(三)注重指标分布,切莫“被平均化”
最近网友比较喜欢调侃的一句话就是“我又拖国家后腿了”,此话主要就是源于政府部门或者相关研究机构所公布的平均收入,平均财富或者平均消费数据。为什么这样的平均数一公布,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被平均了呢,这是由于中国目前贫富差距不均的状况相对严重所导致的,因为,在衡量国人的生活水平的时候,平均数就应该尽量避免。尽管在统计学意义上,平均数意义重大,但在现实问题中,要尽量使用反映消费、收入和财富数据分布情况的指标来补充平均值。因此,也就不能单一的以一个平均数来说话,而应该联合呈现这些指标的信息,均值、中位数、极值、四分位差等等,从家庭收入、消费和财富各个维度的“联合分布”信息出发来展现百姓的生活水平才是更有意义的。当然,在实践中,平均数容易获得,就是总量除以总人数,这也就是政府统计部门为什么喜欢用均值的原因,而要获得家庭收入、消费等数据的分布,或者说获得其中位数,却需要确切知道每个微观家庭或者一组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信息,这同样需要当前的统计部门建立健全家庭调查机制,选取有代表性的家庭进行精确调查,从而完善宏观统计数据的缺陷。
(四)把非市场活动纳入消费和收入的统计标准
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很多家庭服务都走向市场化,当然还有大量的家庭成员为家庭做出的劳动和消耗未被市场化,因此也无法被统计,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会造成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高估或者低估,从而可能得出生活水平发生变化这一错误的结论。因此,统计方法应该对诸如家务劳动,自己自足经济等非市场化的活动界定明确统一的统计标准,并且利用机会成本的理念加以统计,从人们如何分配和使用时间的情况来进行核算,对家庭活动进行全面的描述,进而对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数据进行补充和修正,从而得到家庭福利的准确度量。
我们要反思,要理性,要清醒认识GDP虽然重要,但不能至上,要警惕盲目追求增长中的方向迷失。为求GDP的增长不择手段,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 没有发展的增长,虚假无效的增长,短期行为的增长,不能持续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配置失灵的增长,机会主义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的增长。因而,正如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对我们生活的预测—— 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所说的,我们的衡量系统应该把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而且应该在可持续性的背景下衡量幸福。
参考文献:
[1]郭秀珍.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体系监测和预测功能的评价问题研究[J] .中国市场,2007(35).
[2]蒋萍.也谈GDP的口径与算法[J],统计研究, 2008(8).
[3]徐荣华,高敏雪.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统计指标体系框架研究[J] .统计研究,2008(11).
[4]苏为华.基于科学发展观框架的和谐社会统计评估观[J] .统计科学与实践,2010(1).
[5]邱东.宏观测度的边界悖律及其意义[J] .统计研究,2012 (8).
[7]赵彦云,李望月.国际竞争力视角下国家形象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6).
[8]谷彬.物价上涨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 .中国市场,2013(47).
[9]赵彦云,周芳.试论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统计改革发展新模式[J] .教学与研究,2014(1).
[10]魏瑾瑞,蒋萍.数据科学的统计学内涵[J] .统计研究,2014(5).
上面分析了GDP作为生活水平衡量指标存在偏差的根源,那么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阶段,各种新问题老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GDP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更加存在问题,下面就从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入手来看看这一矛盾。
(一)租房与自有住房
在房价飙升的今天,中国老百姓还是不遗余力地要在所居住的城市里买房,这源于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认为租房就不是自己的家庭。这样的思想无可厚非,但在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是,租房与自有住房,所获得的服务是类似的,但其价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差异巨大。当前住房在中国百姓的家庭经济中占有绝对的巨大份额,而且一系列问题都与房价挂钩,甚至婚姻大事、夫妻感情等等,整体的百姓福利因为高房价而在不断地下降,但在GDP核算中,高房价依然带来高的GDP,体现“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当前房租市场价格变动异常复杂。
(二)自然资源损耗与环境成本
就像会计中考虑固定资产的折旧一样,社会发展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也应该计提折旧。但是折旧往往是相当难以估算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分析的时候主要依赖于GDP,而非国内生产净值。GDP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如采伐树木时,GDP在增加;把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GDP也在增加。于是,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占8个。为了GDP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自然资源的消耗,除了采矿和伐木这种直接的从大自然获取生产原料可以以其交易价格进行计算之外,对环境的污染排放,对耕地林地的破坏,又何以计算,这些是GDP核算的问题,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西方社会“先污染,后治理”的前车之鉴下,中国应该吸取教训,可持续的开发环境,而且也应该看到目前GDP高速增长背后的“水分”,对子孙后代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是不可逆的,如果真的可以准确估算,计提折旧,这将是一个惊人的大数目。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GDP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而发达国家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三)低端制造业与出口依赖
对于一个经济体发展的衡量,从全球化的世界中,应该更加重视进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影响。中国的GDP里,到底有多少是被其他经济体所占有,中国只是生产了一个巨额的GDP数字,享受这种虚假的发展,而实际上,在进出口贸易中的福祉,国人并没有充分享受到,而是用于增长他国人民的福利了。尤其目前,中国的企业出口仍然处在一个低端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存在出口依赖,国际市场一旦萎缩,中小企业就面临大面积的破产倒闭,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的GDP也需要一番严格的审视,在这个问题上,用国民收入这一指标比GDP更加真实的反应中国人实实在在在这些交易中获得了多少利益。
(四)公共服务改革,打造服务经济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一类活动不可或缺,却很难计入GDP,这就是各种服务活动。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中国,服务占据了经济活动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可以在服务经济中,质量参差不齐,价格变化万千,目前的统计机构一般把销售量作为商业服务量的指标,这个方法的最大问题是忽略了服务质量的变化,尤其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一些服务不仅质量提高,而且价格还下降,这种情况下,百姓的福利得到极大提升,但反映在GDP上却是下降。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如和福利最相关的健康和教育问题,在中国,这些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在北欧高福利国家,政府提供类似服务的比例可能更高,这些服务一般规模较大,消耗大量的财政资金,却得不到合理的衡量,因为这些服务以投入为基础,而产出不明朗,因此在核算时以投入作为其衡量,但是,这些投入的效率却没有人考究,那么如果政府投入的效率提高了,那么现有方法将会低估福利的增长。因此,以投入作为公共服务的衡量指标显然有其不科学之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这些支出的大小与百姓福利的高低没有直接的相关,最直接的例子,医疗保健支出不断提高,但是百姓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因此两者无法直接划等号,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因此,中国要整体提高服务经济的质量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同时还必须寻求更加准确的方式来衡量这些服务在生活福利方面的作用。
三、发展测度改进的建议
针对GDP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衡量产生的问题,从统计工作者的角度,笔者认为目前的发展测度,应该从以下几个角度加以改进。
(一)人民福利更应着眼于收入和消费
GDP用于衡量生活水平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从生产角度进行衡量,而实际上,收入和消费,更加关乎百姓的生活水平,而非生产。正如上面讨论到的,如果考虑价格,通货膨胀,国际间的流入流出等因素之后,很有可能生产和收入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也就导致GDP衡量社会福利的失效。因此,在以后的地区发展评价或者国家比较研究中,应该尽量避免仅使用GDP这一指标,而应该看看该国或者该地区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全面考量。还要进一步推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准确测量,用更为有效的方法测量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全部资源和财富,并充分考虑到这些资源的可持续性。
(二)从家庭角度分析社会发展
书中指出,在很多OECD国家,实际家庭收入的增长与实际GDP的增长有很大的差距,通常是家庭收入增长比GDP增长缓慢,笔者相信,在中国这一情况也是必然存在的,以至于每次国家一公布经济增长数据,民众就大呼没有感受到,确实,收入增长缓慢,物价飞涨,即便是GDP再翻几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能不升反降,以这样的数据来说明中国发展有多快,必然遭到质疑。因此,要求统计部门不断完善家庭的调查制度,从家庭角度考虑各部门之间的支付款项,比如说家庭向政府缴纳的税款,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家庭进行金融投资得到的利息回报等等,如果能把这些家庭收入和消费精确记录下来,就能够准确的衡量民生发展,甚至,从家庭角度出发的统计,还能够把上文提到的难以计量的政府公共服务,比如医疗和教育,从家庭消费的角度体现出来,这就解决了为公共服务估价的难题。
(三)注重指标分布,切莫“被平均化”
最近网友比较喜欢调侃的一句话就是“我又拖国家后腿了”,此话主要就是源于政府部门或者相关研究机构所公布的平均收入,平均财富或者平均消费数据。为什么这样的平均数一公布,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被平均了呢,这是由于中国目前贫富差距不均的状况相对严重所导致的,因为,在衡量国人的生活水平的时候,平均数就应该尽量避免。尽管在统计学意义上,平均数意义重大,但在现实问题中,要尽量使用反映消费、收入和财富数据分布情况的指标来补充平均值。因此,也就不能单一的以一个平均数来说话,而应该联合呈现这些指标的信息,均值、中位数、极值、四分位差等等,从家庭收入、消费和财富各个维度的“联合分布”信息出发来展现百姓的生活水平才是更有意义的。当然,在实践中,平均数容易获得,就是总量除以总人数,这也就是政府统计部门为什么喜欢用均值的原因,而要获得家庭收入、消费等数据的分布,或者说获得其中位数,却需要确切知道每个微观家庭或者一组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信息,这同样需要当前的统计部门建立健全家庭调查机制,选取有代表性的家庭进行精确调查,从而完善宏观统计数据的缺陷。
(四)把非市场活动纳入消费和收入的统计标准
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很多家庭服务都走向市场化,当然还有大量的家庭成员为家庭做出的劳动和消耗未被市场化,因此也无法被统计,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会造成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高估或者低估,从而可能得出生活水平发生变化这一错误的结论。因此,统计方法应该对诸如家务劳动,自己自足经济等非市场化的活动界定明确统一的统计标准,并且利用机会成本的理念加以统计,从人们如何分配和使用时间的情况来进行核算,对家庭活动进行全面的描述,进而对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数据进行补充和修正,从而得到家庭福利的准确度量。
我们要反思,要理性,要清醒认识GDP虽然重要,但不能至上,要警惕盲目追求增长中的方向迷失。为求GDP的增长不择手段,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 没有发展的增长,虚假无效的增长,短期行为的增长,不能持续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配置失灵的增长,机会主义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的增长。因而,正如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对我们生活的预测—— 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所说的,我们的衡量系统应该把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而且应该在可持续性的背景下衡量幸福。
参考文献:
[1]郭秀珍.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体系监测和预测功能的评价问题研究[J] .中国市场,2007(35).
[2]蒋萍.也谈GDP的口径与算法[J],统计研究, 2008(8).
[3]徐荣华,高敏雪.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统计指标体系框架研究[J] .统计研究,2008(11).
[4]苏为华.基于科学发展观框架的和谐社会统计评估观[J] .统计科学与实践,2010(1).
[5]邱东.宏观测度的边界悖律及其意义[J] .统计研究,2012 (8).
[7]赵彦云,李望月.国际竞争力视角下国家形象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6).
[8]谷彬.物价上涨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 .中国市场,2013(47).
[9]赵彦云,周芳.试论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统计改革发展新模式[J] .教学与研究,2014(1).
[10]魏瑾瑞,蒋萍.数据科学的统计学内涵[J] .统计研究,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