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风险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最大风险就是城乡矛盾的内化
中国走向现代化，有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通过现代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改变城乡二元化结构，消灭城乡差别。但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繁荣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城乡二元化和城乡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真正解决，而是转化为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内部矛盾，我把它叫做城乡矛盾的内化。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已有这样的典型案例。
2006年我在研究中国农村就业转移问题时就发现，中国城镇化发展也出现了城乡矛盾内化的某些迹象。1996年到2003年，正是国内城市化快速扩张和大量占用农民耕地的高潮时期，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急剧减少到18.51亿亩，7年中减少了1亿亩耕地，平均每年减少1429万亩，7年耕地面积下降水平为 5.125%，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下降最快的时期，但正是在这个时间段（1996—2003），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却始终保持在49%―50%的水平，变动差率在1—0.9之间，几乎可以小到不计。
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城市化把大量农村土地拿走了，代价仅仅是不成比例地接受少量城市户籍市民，继续留在农村就业的人群比仍然相对较高，出现了“两个极不对称”，即城市化占用耕地的增长和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比例极不对称，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吸纳稳定居民的比例极不对称。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以1980年到2010年为例，城市区域面积从5000平方公里上升为4.6万平方公里，面积增加了9.2倍，城镇化率为49.95%，同期城镇常住人口从1.9140万增加到6.7113亿，增加了3.5倍，其中户籍人口只有4.5792亿人，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3.15%，有2.1321亿人没有成为市民。
“两个极不对称”继续发展，也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让中国城市化率达到很高水平（比如75%―80%）；让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口比例大大减少，从而在形式上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但是，一切问题都不会得到真正解决。城乡二元化结构和城乡差别的矛盾，将会转化为城市体系内部的种种矛盾，例如城市人群贫富分化加大加剧的矛盾，城市户籍市民和大量非户籍就业人群的利益矛盾，政府管理差别和社会公平公正的矛盾，大城市人口过度拥挤和超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等等。
由此，在中国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基本结束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面临一种非常纠结的状况。那时，城市土地无论在商用、住宅还是工业用地方面的进一步扩张，都会继续创造巨大产值，城市建设与城市繁荣会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中国经济总量肯定上一个大台阶。与此同时，大量失地农民只有少部分真正融入市民社会，大部分成为不稳定的城市最低收入人群，以及仍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就业者。这时，如果我们执政党还要继续坚持公正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发展方针，在已经没有大量土地资源和公有制土地红利使用殆尽的情况下，斡旋余地将十分有限，成本和难度会非常之大。由于城镇化过程中对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不平等分配，失地农民损失巨大，城乡矛盾内化的社会矛盾一定会更加复杂、更加深刻、更加尖锐……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国内已经出现的“城乡矛盾内化”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扩大的迹象。
二、新一轮国内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同农民市民化逆向而动
目前有一种很通行的观点，认为未来城镇化发展可以产生40万亿元的投入拉动，成为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强大杠杆。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如果真有40万亿元的话，怎么投入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不同的投入——投入领域、投入结构、投入方向，会给城镇化的发展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从农民市民化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对未来城镇化投入问题的思路。这个报告不是抽象计算40万亿元的宏观经济账，比如未来 30%左右的城市化率可以创造多少土地收入、新增消费、税收总量、融资规模，最终能够增加多少GDP总量等等，而是测算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配套上，需要为农民市民化投入的成本。该报告提出国内农民市民化的平均成本为10万元，进入中等城市的农民家庭配套成本50万元，大城市将超过100万元，总计未来20年大约需要投入40万亿—50万亿。
按照我的理解，为农民市民化进行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的城镇化发展，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城镇化发展方式，即能够充分容纳和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城镇化发展方式。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分析方式。从理论合理性的意义上估算，未来20年农民市民化的数额相当巨大，首先需要把现有无城市户籍的 2亿多农民工转为市民，之后按照合理的农业就业人口比例，还应把近2亿人转入城镇就业、生活，这样粗算下来就有近4亿农民需要转为城市市民。
要实现和容纳这4亿人的农民市民化，让这4亿人在城市和城镇中宜居、宜业、宜养，就必须在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的整体架构中，有能够让他们充分就业的行业领域，有大量适合他们货币购买力的住房，有足以容纳他们子弟充分接受教育的学校，有能够满足为他们服务的医疗和其他基础设施等等，还要有一个适应他们收入水平的城市生活成本门槛。很显然，要满足这些要求，已经不是搞几项工程和几个投入预算就能解决的问题了，而是涉及中国未来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发展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表现出来的种种情况，我认为非常不适合农民市民化的转变，更不要说数量如此庞大的农民市民化的转变了。
美国学者诺色姆曾提出城市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低于 30%为初始阶段，30%后是加速阶段，70%即达到成熟阶段。“城市化三阶段理论”是否对中国适用，尚待验证，但他把城市化发展进行阶段性分析的方法，很值得借鉴。根据我们的观察，改革开放后的国内城镇化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城市外延规模扩张为特征，在城市土地扩张带动下，推动大规模城市改造、大规模住房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大多数城市已进入该阶段尾声。第二个阶段，许多城市开始选择向高端化发展，在高端基础实施、高端产业行业和高端投资领域，进行全面规划、全面动员、全面投入。
应当看到，中国出现城市高端化发展态势，既有发展阶段提升需求的客观背景，也有政府行政偏好的驱动。后者的作用非常强势、非常有效，在缺乏必要约束时还常常导致城市高端化发展走向极端，甚至扭曲。例如许多城市的住房和住宅社区建设越来越高档化、贵族化，城市公共设施越来越追求气派、豪华，动辄就是国际一流。城建豪华之风的典型案例就是争建摩天大楼。据统计，2011年中国摩天大楼有1000多座，正在准备建设的也有1000多座，远超美国的436座和阿联酋的50座。在国内经济发展排名很靠后的贵阳市，也要规划建设17座摩天大楼；几乎没有知名度的广西某市，正在雄心勃勃地规划建设全国第一的“亚洲国际金融中心”，高度为528米。初步计算，5年后全国新建摩天大楼可能超过1000座，以每座50亿元计算，投资总额将超过数5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