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融资国际安全环境分析
2.朝鲜半岛面临新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09年以来，朝鲜核试验引发了第三次朝核危机，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3.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仍存不确定性
一是俄美之间前些年开展了一些实质性战略合作，但由于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导致美俄关系紧张。美国引领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俄罗斯与其军事实力差距日益拉大，双方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二是俄日互有战略需求，尤其在能源合作领域。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遏制中国和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地位的双重性，日本是天然的杠杆；三是中俄间竞争与合作交互，俄罗斯对华防范意识尚存。《俄罗斯-2020》战略报告指出，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源于中国经济的潜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可见，俄罗斯、美国、中国、欧盟之间的现实竞争关系一直客观存在，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错，非敌非友的状态仍会持续，近期不会发生质变。
4.中亚危机暗伏
一是上海合作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影响力与该组织的地位不相符合。阿富汗虽已形成大国合作反恐的大势，但上海合作组织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对阿富汗问题的战略，未能形成持之以恒的合力；二是中亚局势暗藏危机，如出现剧烈变局都将危及中国的重要利益。这直接关乎我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关乎中国在中亚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三是中亚毒品贸易祸及中亚稳定，威胁新疆稳定；四是俄在中亚势力的急遽膨胀不利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和我影响力的提升。俄越来越倚重于自己掌控的机制来解决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而上合组织被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精英视为俄罗斯掌控的各种机制的补充。
5.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各种敏感问题、热点区域汇聚，民族、宗教、边界、资源等各种矛盾交织，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增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特点是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主权性和协作性。主要表现在恐怖主义威胁上升，核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空间斗争激烈，水资源矛盾增多。此外，中国周边能源安全、毒品走私、生态环境危机、人员及资产的安全保障等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也不容忽视。
6.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剧使中国未来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一是恐怖主义新动向不利国家安定。美国收缩反恐战线，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南亚、中亚留下的反恐形势严重。未来这一地区的反恐走势将直接影响着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恐怖主义越来越呈现出“分散化”、“本土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安定局面受到一定影响；二是非传统安全争端易诱发传统安全冲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摩擦和矛盾将增多，未来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难以妥善解决的非传统安全争端有可能演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对抗，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地区稳定的努力更趋复杂和艰巨；三是新版“中国威胁论”影响周边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在中国周边制造“中国威胁论”，并逐步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版“中国威胁论”，严重误导了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进而影响其国家行为的判断，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忧虑，破坏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
（二）未来国际安全格局
未来国际安全格局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
1. 整体安全形势趋紧，地区安全形势酝酿新变化
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东亚、中亚、中东、北非等地区安全形势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一是钓鱼岛争端已呈现长期发展的态势；二是美日向中亚和蒙古国渗透，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堪忧；三是美国插手中国南海，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紧张关系；四是乌克兰局势导致俄与美欧矛盾进一步加剧。
2.军事安全加速量变，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日本的战争诉求日显强烈，美国加强军事存在和实质性威慑，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凸显长期不稳定性。由此导致军事安全加剧变量，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具体表现：一是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战争诉求日显强烈，特别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日本向军国主义方向迈进；二是美国强化军事存在，激化地区矛盾；三是俄罗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化军事部署；四是军备竞赛暴露亚洲的现实安全危机，体现出亚洲缺乏安全感、互不信任的残酷现实。
3.经济安全更加复杂，金融安全问题突出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和陆权同样重要、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未来10 年正值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美欧日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没有好转的趋势，金融安全问题仍将笼罩全球相当长时间，主要国家的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好转，中国在国际分工、经济治理、金融开放、对外贸易、大国合作和非传统领域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主体体现在：一是亚洲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二是金融风险与日俱增，金融政治风险不容忽视；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四是对外经济依存度持续攀高。
4.全球能源新格局催生新的能源安全问题
全球能源格局加速演变，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能源战略发生变化。北美供大于求、亚太供不应求、欧洲供需平衡的全球能源新格局正在形成。随着页岩气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北美正在步入“能源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也在为摆脱对欧能源输出依赖而改变战略。地处亚太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能源价格也将长期保持相对高位。
5.非洲将成为未来政治经济矛盾多发地，潜藏不安定因素
近来，北非、西非、东非、中部非洲安全形势均呈恶化趋势。恐怖主义势力与殖民主义统治的遗产交织，部族矛盾和殖民统治造成的不同宗教和文化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加之，欧美日大国为了维护在非战略利益，高举新干涉主义旗帜，积极插手非洲事务，甚至直接采用军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使矛盾更加复杂化。
（三）国际金融安全环境更为复杂
经济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体现，金融安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必须把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面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走低，全球性金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均深陷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潜藏的风险将更多。
1. 三大风险困扰美日欧
一是主权债务风险。2012年底，美国主权债务已达16.4万亿美元，欧洲五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均已超过50%。到2012年年底，日本债务占GDP比重已达230%。从美国、欧洲到日本，债务依然严重。二是财政风险。紧缩的财政政策将带来巨大风险。紧缩开支是必然选择，而财政紧缩必然会和高福利发生矛盾，进而引发社会上的巨大矛盾，甚至是社会动荡。三是货币风险。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新的金融危机的风险上升。美日欧主打宽松货币政策，转嫁国内风险，货币风险加大。
2. 美国难脱信用危机
美国不断提升债务上限，债务危机难以好转，其主权信用降级更是美国信用危机的真实写照。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对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引动“多米诺”效应，美国国债数量的急剧膨胀与美国债务安全性问题交互作用，不断挑战全球金融信誉和安全。
3.欧洲经济仍面临困难
2014年的欧洲经济增长预计略微加速，但是欧洲要恢复5年前的金融危机前的产出和就业水平仍需时日。经过五年的危机洗礼，欧盟通过欧洲稳定机制（ESM）和欧洲银行业监管机构等经济和金融改革手段，终于开始摆脱经济衰退。然而，虽然欧洲国家经济出现明显好转，但是根源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失业率依然高企，欧元区内经济不平衡仍然保持常态，银行业坏账问题仍未彻查，债务问题还在困扰着多国。
4.日本面临财政重建以及经济复苏压力
近些年，日本没有发生危机与其国内持债比例较高有关。高比例的负债让安倍经济学 （货币、财政、结构改革）的制造通胀预期遇到难题：一边是需要刺激的经济，一边是高额负债造成的财政空虚。随着日本债务规模的不断增加，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承接如此规模的债务，政府外债也将出现外溢，随着外债比例的不断提高，债市再遇风吹草动之后，那么日本将成为下一个希腊。目前，日本政策面临着财政重建以及经济复苏的双重重任。
三、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对中国海外投融资的影响
近年来，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也给中国金融安全带来了深刻影响，使中国金融安全面临着诸多问题：国际金融市场充满变数，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金融霸权和金融殖民主义的干扰日趋明显，影响中国经济、金融政策的独立性；资本非法流动带来的冲击不可小觑。一方面，美国、欧洲国家经济危机发生后，海外资本市场出现暴跌，对中国大多数的海外投资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一些公司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许多国家大幅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中国海外投融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对海外投资的影响
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国家利益更加突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一是各国以道义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货币战”、“贸易战”预警升级。二是美国积极推动TPP和TTIP谈判，欲通过主导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重新架构全球治理格局，其针对中国意图明显。三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增加，各国积极制定政策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国际社会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并且这一要求将从产品出口扩大到跨国企业新建投资中。
2. 政治和政策性壁垒增多
在世界多极化、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际地缘政治、各国政党的左右倾向、文明冲突、宗教、外资政策法规等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在影响国际安全和特定国家的国家风险水平要素中显得特别重要。中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海外投资频频受阻就是典型的案例。如欧盟国家对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投资的干扰和限制不断强化。
3. 投资主体或投资策略方面的障碍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国际上对中国企业正常的投资活动的疑虑日渐增多，中国企业面临的限制措施和众多审查的风险有所增加，尤其是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如美国政府认为，外资对美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了可能产生的危害，故美国对FDI一直是采取开放政策：外资进出自由，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所享受的待遇，既无优惠，也不受歧视，与美国国内企业同等对待(即国民待遇)。但为维护本国产业安全，美国也从各个层次对外国投资实施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往往体现在其对外开放的整体体系中。
4. 政治风险方面的障碍
“冷战”后两极格局崩溃、新兴经济体崛起、全球“反恐战争”、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等诸多重大事件标志着世界体系和世界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全球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时期。尽管全球化仍在深入；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仍是主流，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政治风险也日渐突出。海外政治风险正在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海外企业投资对风险成本预判不足，轻视政治、文化及法律环境可能给项目带来的损失，以及对项目的整体风险管控缺乏经验，付出了很大代价。
（二）对海外融资的影响
由于国际安全环境的剧烈转变，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和政策环境都发生较大变化，中国企业海外融资风险加大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1.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环境向好
国际金融环境变化影响深刻，且不断向其他领域扩散。尽管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短期内难解，国际商品市场迅速好转还要假以时日，中国出口企业仍将面临巨大压力，但是中国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尚存在改善因素：一是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外部资金充裕，企业的海外融资成本降低；二是虽然有些企业曾因不熟悉规则以及个别国家有意打压，在境外资本市场受挫，但未来中国元素仍将使中国企业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优质客户。如对中国光伏产业强力打压的欧洲国家，之后也传递出对中国太阳能光伏企业的市场需求。
2.企业海外融资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因门槛低、相对融资成本低、监管规范，海外上市一直是中资企业海外融资的首选，但在中概股信任危机爆发之后, 选择海外上市的企业日趋减少，海外发债成为许多中资企业海外融资的战略选择。企业海外发债通常有四种方式：一是以境内企业作为发债主体，但此方式发行审批程序耗时长，不确定性强；二是境内企业以境外子公司为主体发债，但通常需要境内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进行担保，以提高信用评级；三是设立境外壳公司，由壳公司作为发债主体；四是将境外控股公司作为主体进行发债。
3.新兴产业海外融资难度加大
“十二五”是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期，而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总体竞争能力。由于主要国家非市场性投资保护政策变数频发，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海外融资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中国吸引海外融资的相关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海外主要区域金融市场持续低靡，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远未建成，融资风险增多。例如，欧美对中国新能源的反倾销等措施已经对中国太阳能光伏等产业造成实质损害，中国许多新能源企业海外拓展受阻严重，负债压力过大，严重影响企业的进一步融资。
四、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已深入各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分布行业广泛，且已具相当规模。但是，中国海外投融资还未形成统领全局的全球战略体系。面对不断演变的国际安全环境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政策风险，中国企业不断遭受严重损失。因此，中国尽快制定海外投融资全球战略，构筑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风险防控体系，形成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统筹安排、科学预警、主动防控、协调联动的促进机制，有效发挥中国海外投融资创新主体的主动性、预警性和协调性，规避不断出现的市场和政策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海外投融资利益。
（一）顺应国际安全格局变化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需求，制定全球性投融资战略和国别投融资战略方案
海外投融资不仅仅关乎国家经济利益，更关乎全球化信息时代中国整体国家战略的成败，关乎国际安全环境动态演变背景下国家综合利益的保障。因此，应将海外投融资活动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考量，制定海外投融资发展战略，对海外投融资进行国家级的统一宏观管理和指引，统筹规划，科学评估，规范推进，促进中国海外投融资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以期充分发挥中国海外投融资对世界经济和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为此，一方面按照发达、欠发达、发展中国家（横向竞争国家）进行分类，根据不同文化基础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合作模式的不同，分别制定投资系统化的策略方案。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要谈共存、救助、金融合作、法律共享、技术优势领先、成本优势；与非洲、中亚、拉美等横向竞争国家和地区要谈中国政治影响力，与其比质量和美誉度；与欠发达国家则谈共同成长，则从基础建设、工业化入手，从教育培训、建立金融机构入手。
（二）加快海外投融资立法，为中国海外投融资战略的进一步推进提供强有力的国内法律支撑
目前，中国有关规制海外投融资行为的法律法规比较分散，对海外投融资缺乏统一的立法规范，致使中国海外投融资活动专业性和规范性不足，不仅自身容易产生与当地法律体系相背而滋生政策风险的情况，而且在处理风险和纠纷时无法得到国内法的声源。因此，应尽快制定《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法》、《海外投融资企业所得税法》、《海外投融资公司法》、《海外投融资保险法》、《对外援助法》等法律，使海外投融资企业生产、经营和合法权益不致受到侵犯，也可使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及缔结的多边投资保护公约有了国内法上的支持。
（三）建立中国海外投融资全球风险预测机制
目前，面对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显现出普遍的盲目性，无论是利比亚事件的重大损失，还是中国互联网和新能源在欧美市场上的投资障碍，都表明海外投融资风险预测评估的现实重要性。为此，在国家和地区方面，要进行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等要素的风险动态预测评估，以便中国相关企业随时进行战略性动态调整，有效规避各类风险。在具体投资项目方面，要建立健全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的风险预判评估和应急机制，全面提升项目管理和整合当地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加快属地化进程，才是避免在这样的动乱体系中遭受更大的威胁和损失的有效途径。
（四）加强商业性金融机构对企业“走出去”的参与力度
目前，政策性的金融和保险机构虽然较为积极地参与中国海外业务，但其资产规模有限、金融产品较单一，无法满足中国海外业务需求。商业性银行资产雄厚，拓展海外业务积极性较高，但因对海外流程、风险等方面的把握缺乏经验，参与海外投融资顾虑重重。中国应更多地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创造参与海外项目的机制空间，快速提升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和海外投融资运作能力，从而发挥商业性金融机构对中国海外投融资战略运作的支撑作用。另外，中国相关企业商会可尝试与一些资质信誉良好的外资银行进行融资合作，从商业运作的角度为企业提供更多的选择，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
（五）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和国际完整产业链的构建
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从全球产业格局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辅以两大企业国际化战略：部分低端加工制造业外迁以降低成本；同时，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迅速掌握先进技术、品牌和市场，实现“弯道超车”。这两大战略都需要通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来实现。
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完整产业链的构建。结合中国内产业和相对技术优势，以投资作为重要手段，向相关技术领域上下游按照中国标准、规范和技术体系，在当地逐步建立起产业链、产业平台直至产业集群。一方面抢先占领当地相关领域市场，从规则的跟从者向规则制定者角色转变；另一方面为全方位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奠定基础。例如考虑到非洲的综合环境条件和中国新能源技术相对领先和产能过剩状态，应大力促进对非洲国家的新能源产业投资，通过整体规划，在信贷和保险等方面提供支持，逐步实现国内的产业转移。新能源开发周期短、见效快，即有利于非洲的民生，又保护了非洲的环境，一举多得。
（六）海外投融资应引入一定比例外资，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
目前，世界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中国企业应适当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还可借鉴欧美经验，由政府牵头，同国际性的保险公司合作，引导企业购买与防御政治风险有关的保险，建立补偿机制，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有力支撑的同时，寻求诸如在第三国投保等多重风险承担。
总之，国际安全格局的相对稳定关系到主权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经济战略和政策的稳定，关乎各个主权国家企业境外投融资的安全保障。目前，国际安全格局加速变动，使主要国家和地区迅速调整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贸易保护再次盛行，更加强调维护本地区、本国的国民利益，对其境内的外国企业投融资政策增添了更多的变数。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地区调整，国际安全格局急速转变，中国海外投融资的既定格局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海外投融资政策，实现中国“走出去”的宏伟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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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09年以来，朝鲜核试验引发了第三次朝核危机，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3.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仍存不确定性
一是俄美之间前些年开展了一些实质性战略合作，但由于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导致美俄关系紧张。美国引领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俄罗斯与其军事实力差距日益拉大，双方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二是俄日互有战略需求，尤其在能源合作领域。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遏制中国和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地位的双重性，日本是天然的杠杆；三是中俄间竞争与合作交互，俄罗斯对华防范意识尚存。《俄罗斯-2020》战略报告指出，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源于中国经济的潜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可见，俄罗斯、美国、中国、欧盟之间的现实竞争关系一直客观存在，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错，非敌非友的状态仍会持续，近期不会发生质变。
4.中亚危机暗伏
一是上海合作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影响力与该组织的地位不相符合。阿富汗虽已形成大国合作反恐的大势，但上海合作组织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对阿富汗问题的战略，未能形成持之以恒的合力；二是中亚局势暗藏危机，如出现剧烈变局都将危及中国的重要利益。这直接关乎我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关乎中国在中亚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三是中亚毒品贸易祸及中亚稳定，威胁新疆稳定；四是俄在中亚势力的急遽膨胀不利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和我影响力的提升。俄越来越倚重于自己掌控的机制来解决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而上合组织被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精英视为俄罗斯掌控的各种机制的补充。
5.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各种敏感问题、热点区域汇聚，民族、宗教、边界、资源等各种矛盾交织，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增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特点是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主权性和协作性。主要表现在恐怖主义威胁上升，核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空间斗争激烈，水资源矛盾增多。此外，中国周边能源安全、毒品走私、生态环境危机、人员及资产的安全保障等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也不容忽视。
6.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剧使中国未来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一是恐怖主义新动向不利国家安定。美国收缩反恐战线，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南亚、中亚留下的反恐形势严重。未来这一地区的反恐走势将直接影响着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恐怖主义越来越呈现出“分散化”、“本土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安定局面受到一定影响；二是非传统安全争端易诱发传统安全冲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摩擦和矛盾将增多，未来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难以妥善解决的非传统安全争端有可能演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对抗，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地区稳定的努力更趋复杂和艰巨；三是新版“中国威胁论”影响周边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在中国周边制造“中国威胁论”，并逐步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版“中国威胁论”，严重误导了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进而影响其国家行为的判断，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忧虑，破坏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
（二）未来国际安全格局
未来国际安全格局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
1. 整体安全形势趋紧，地区安全形势酝酿新变化
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东亚、中亚、中东、北非等地区安全形势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一是钓鱼岛争端已呈现长期发展的态势；二是美日向中亚和蒙古国渗透，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堪忧；三是美国插手中国南海，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紧张关系；四是乌克兰局势导致俄与美欧矛盾进一步加剧。
2.军事安全加速量变，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日本的战争诉求日显强烈，美国加强军事存在和实质性威慑，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凸显长期不稳定性。由此导致军事安全加剧变量，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具体表现：一是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战争诉求日显强烈，特别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日本向军国主义方向迈进；二是美国强化军事存在，激化地区矛盾；三是俄罗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化军事部署；四是军备竞赛暴露亚洲的现实安全危机，体现出亚洲缺乏安全感、互不信任的残酷现实。
3.经济安全更加复杂，金融安全问题突出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和陆权同样重要、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未来10 年正值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美欧日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没有好转的趋势，金融安全问题仍将笼罩全球相当长时间，主要国家的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好转，中国在国际分工、经济治理、金融开放、对外贸易、大国合作和非传统领域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主体体现在：一是亚洲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二是金融风险与日俱增，金融政治风险不容忽视；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四是对外经济依存度持续攀高。
4.全球能源新格局催生新的能源安全问题
全球能源格局加速演变，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能源战略发生变化。北美供大于求、亚太供不应求、欧洲供需平衡的全球能源新格局正在形成。随着页岩气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北美正在步入“能源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也在为摆脱对欧能源输出依赖而改变战略。地处亚太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能源价格也将长期保持相对高位。
5.非洲将成为未来政治经济矛盾多发地，潜藏不安定因素
近来，北非、西非、东非、中部非洲安全形势均呈恶化趋势。恐怖主义势力与殖民主义统治的遗产交织，部族矛盾和殖民统治造成的不同宗教和文化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加之，欧美日大国为了维护在非战略利益，高举新干涉主义旗帜，积极插手非洲事务，甚至直接采用军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使矛盾更加复杂化。
（三）国际金融安全环境更为复杂
经济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体现，金融安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必须把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面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走低，全球性金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均深陷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潜藏的风险将更多。
1. 三大风险困扰美日欧
一是主权债务风险。2012年底，美国主权债务已达16.4万亿美元，欧洲五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均已超过50%。到2012年年底，日本债务占GDP比重已达230%。从美国、欧洲到日本，债务依然严重。二是财政风险。紧缩的财政政策将带来巨大风险。紧缩开支是必然选择，而财政紧缩必然会和高福利发生矛盾，进而引发社会上的巨大矛盾，甚至是社会动荡。三是货币风险。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新的金融危机的风险上升。美日欧主打宽松货币政策，转嫁国内风险，货币风险加大。
2. 美国难脱信用危机
美国不断提升债务上限，债务危机难以好转，其主权信用降级更是美国信用危机的真实写照。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对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引动“多米诺”效应，美国国债数量的急剧膨胀与美国债务安全性问题交互作用，不断挑战全球金融信誉和安全。
3.欧洲经济仍面临困难
2014年的欧洲经济增长预计略微加速，但是欧洲要恢复5年前的金融危机前的产出和就业水平仍需时日。经过五年的危机洗礼，欧盟通过欧洲稳定机制（ESM）和欧洲银行业监管机构等经济和金融改革手段，终于开始摆脱经济衰退。然而，虽然欧洲国家经济出现明显好转，但是根源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失业率依然高企，欧元区内经济不平衡仍然保持常态，银行业坏账问题仍未彻查，债务问题还在困扰着多国。
4.日本面临财政重建以及经济复苏压力
近些年，日本没有发生危机与其国内持债比例较高有关。高比例的负债让安倍经济学 （货币、财政、结构改革）的制造通胀预期遇到难题：一边是需要刺激的经济，一边是高额负债造成的财政空虚。随着日本债务规模的不断增加，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承接如此规模的债务，政府外债也将出现外溢，随着外债比例的不断提高，债市再遇风吹草动之后，那么日本将成为下一个希腊。目前，日本政策面临着财政重建以及经济复苏的双重重任。
三、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对中国海外投融资的影响
近年来，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也给中国金融安全带来了深刻影响，使中国金融安全面临着诸多问题：国际金融市场充满变数，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金融霸权和金融殖民主义的干扰日趋明显，影响中国经济、金融政策的独立性；资本非法流动带来的冲击不可小觑。一方面，美国、欧洲国家经济危机发生后，海外资本市场出现暴跌，对中国大多数的海外投资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一些公司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许多国家大幅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中国海外投融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对海外投资的影响
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国家利益更加突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一是各国以道义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货币战”、“贸易战”预警升级。二是美国积极推动TPP和TTIP谈判，欲通过主导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重新架构全球治理格局，其针对中国意图明显。三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增加，各国积极制定政策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国际社会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并且这一要求将从产品出口扩大到跨国企业新建投资中。
2. 政治和政策性壁垒增多
在世界多极化、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际地缘政治、各国政党的左右倾向、文明冲突、宗教、外资政策法规等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在影响国际安全和特定国家的国家风险水平要素中显得特别重要。中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海外投资频频受阻就是典型的案例。如欧盟国家对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投资的干扰和限制不断强化。
3. 投资主体或投资策略方面的障碍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国际上对中国企业正常的投资活动的疑虑日渐增多，中国企业面临的限制措施和众多审查的风险有所增加，尤其是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如美国政府认为，外资对美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了可能产生的危害，故美国对FDI一直是采取开放政策：外资进出自由，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所享受的待遇，既无优惠，也不受歧视，与美国国内企业同等对待(即国民待遇)。但为维护本国产业安全，美国也从各个层次对外国投资实施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往往体现在其对外开放的整体体系中。
4. 政治风险方面的障碍
“冷战”后两极格局崩溃、新兴经济体崛起、全球“反恐战争”、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等诸多重大事件标志着世界体系和世界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全球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时期。尽管全球化仍在深入；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仍是主流，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政治风险也日渐突出。海外政治风险正在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海外企业投资对风险成本预判不足，轻视政治、文化及法律环境可能给项目带来的损失，以及对项目的整体风险管控缺乏经验，付出了很大代价。
（二）对海外融资的影响
由于国际安全环境的剧烈转变，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和政策环境都发生较大变化，中国企业海外融资风险加大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1.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环境向好
国际金融环境变化影响深刻，且不断向其他领域扩散。尽管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短期内难解，国际商品市场迅速好转还要假以时日，中国出口企业仍将面临巨大压力，但是中国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尚存在改善因素：一是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外部资金充裕，企业的海外融资成本降低；二是虽然有些企业曾因不熟悉规则以及个别国家有意打压，在境外资本市场受挫，但未来中国元素仍将使中国企业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优质客户。如对中国光伏产业强力打压的欧洲国家，之后也传递出对中国太阳能光伏企业的市场需求。
2.企业海外融资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因门槛低、相对融资成本低、监管规范，海外上市一直是中资企业海外融资的首选，但在中概股信任危机爆发之后, 选择海外上市的企业日趋减少，海外发债成为许多中资企业海外融资的战略选择。企业海外发债通常有四种方式：一是以境内企业作为发债主体，但此方式发行审批程序耗时长，不确定性强；二是境内企业以境外子公司为主体发债，但通常需要境内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进行担保，以提高信用评级；三是设立境外壳公司，由壳公司作为发债主体；四是将境外控股公司作为主体进行发债。
3.新兴产业海外融资难度加大
“十二五”是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期，而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总体竞争能力。由于主要国家非市场性投资保护政策变数频发，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海外融资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中国吸引海外融资的相关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海外主要区域金融市场持续低靡，全球金融监管体系远未建成，融资风险增多。例如，欧美对中国新能源的反倾销等措施已经对中国太阳能光伏等产业造成实质损害，中国许多新能源企业海外拓展受阻严重，负债压力过大，严重影响企业的进一步融资。
四、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已深入各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分布行业广泛，且已具相当规模。但是，中国海外投融资还未形成统领全局的全球战略体系。面对不断演变的国际安全环境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政策风险，中国企业不断遭受严重损失。因此，中国尽快制定海外投融资全球战略，构筑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风险防控体系，形成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统筹安排、科学预警、主动防控、协调联动的促进机制，有效发挥中国海外投融资创新主体的主动性、预警性和协调性，规避不断出现的市场和政策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海外投融资利益。
（一）顺应国际安全格局变化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需求，制定全球性投融资战略和国别投融资战略方案
海外投融资不仅仅关乎国家经济利益，更关乎全球化信息时代中国整体国家战略的成败，关乎国际安全环境动态演变背景下国家综合利益的保障。因此，应将海外投融资活动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考量，制定海外投融资发展战略，对海外投融资进行国家级的统一宏观管理和指引，统筹规划，科学评估，规范推进，促进中国海外投融资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以期充分发挥中国海外投融资对世界经济和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为此，一方面按照发达、欠发达、发展中国家（横向竞争国家）进行分类，根据不同文化基础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合作模式的不同，分别制定投资系统化的策略方案。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要谈共存、救助、金融合作、法律共享、技术优势领先、成本优势；与非洲、中亚、拉美等横向竞争国家和地区要谈中国政治影响力，与其比质量和美誉度；与欠发达国家则谈共同成长，则从基础建设、工业化入手，从教育培训、建立金融机构入手。
（二）加快海外投融资立法，为中国海外投融资战略的进一步推进提供强有力的国内法律支撑
目前，中国有关规制海外投融资行为的法律法规比较分散，对海外投融资缺乏统一的立法规范，致使中国海外投融资活动专业性和规范性不足，不仅自身容易产生与当地法律体系相背而滋生政策风险的情况，而且在处理风险和纠纷时无法得到国内法的声源。因此，应尽快制定《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法》、《海外投融资企业所得税法》、《海外投融资公司法》、《海外投融资保险法》、《对外援助法》等法律，使海外投融资企业生产、经营和合法权益不致受到侵犯，也可使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及缔结的多边投资保护公约有了国内法上的支持。
（三）建立中国海外投融资全球风险预测机制
目前，面对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显现出普遍的盲目性，无论是利比亚事件的重大损失，还是中国互联网和新能源在欧美市场上的投资障碍，都表明海外投融资风险预测评估的现实重要性。为此，在国家和地区方面，要进行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等要素的风险动态预测评估，以便中国相关企业随时进行战略性动态调整，有效规避各类风险。在具体投资项目方面，要建立健全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的风险预判评估和应急机制，全面提升项目管理和整合当地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加快属地化进程，才是避免在这样的动乱体系中遭受更大的威胁和损失的有效途径。
（四）加强商业性金融机构对企业“走出去”的参与力度
目前，政策性的金融和保险机构虽然较为积极地参与中国海外业务，但其资产规模有限、金融产品较单一，无法满足中国海外业务需求。商业性银行资产雄厚，拓展海外业务积极性较高，但因对海外流程、风险等方面的把握缺乏经验，参与海外投融资顾虑重重。中国应更多地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创造参与海外项目的机制空间，快速提升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水平和海外投融资运作能力，从而发挥商业性金融机构对中国海外投融资战略运作的支撑作用。另外，中国相关企业商会可尝试与一些资质信誉良好的外资银行进行融资合作，从商业运作的角度为企业提供更多的选择，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
（五）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和国际完整产业链的构建
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从全球产业格局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辅以两大企业国际化战略：部分低端加工制造业外迁以降低成本；同时，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迅速掌握先进技术、品牌和市场，实现“弯道超车”。这两大战略都需要通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来实现。
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完整产业链的构建。结合中国内产业和相对技术优势，以投资作为重要手段，向相关技术领域上下游按照中国标准、规范和技术体系，在当地逐步建立起产业链、产业平台直至产业集群。一方面抢先占领当地相关领域市场，从规则的跟从者向规则制定者角色转变；另一方面为全方位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奠定基础。例如考虑到非洲的综合环境条件和中国新能源技术相对领先和产能过剩状态，应大力促进对非洲国家的新能源产业投资，通过整体规划，在信贷和保险等方面提供支持，逐步实现国内的产业转移。新能源开发周期短、见效快，即有利于非洲的民生，又保护了非洲的环境，一举多得。
（六）海外投融资应引入一定比例外资，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
目前，世界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中国企业应适当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还可借鉴欧美经验，由政府牵头，同国际性的保险公司合作，引导企业购买与防御政治风险有关的保险，建立补偿机制，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有力支撑的同时，寻求诸如在第三国投保等多重风险承担。
总之，国际安全格局的相对稳定关系到主权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经济战略和政策的稳定，关乎各个主权国家企业境外投融资的安全保障。目前，国际安全格局加速变动，使主要国家和地区迅速调整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贸易保护再次盛行，更加强调维护本地区、本国的国民利益，对其境内的外国企业投融资政策增添了更多的变数。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地区调整，国际安全格局急速转变，中国海外投融资的既定格局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海外投融资政策，实现中国“走出去”的宏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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