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三、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国际比较
　　
　　从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时，对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讨论从未停止。与此同时，已有少数经济体开始动用温和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微调。从各国政府及学者对全球及自身经济形势的判断及预测，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有相似点，亦有不同之处。
　　
　　(一)相同点
　　由于各个经济体的经济状况、经济受创程度、政治等方面均不同，因此各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相同点更多的表现在政府对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态度方面。
　　1　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实施应该未雨绸缪
　　随着各国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效应逐渐释放，全球经济由衰退走向复苏，关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讨论日益激烈。2009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一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增长得以恢复，对刺激政策退出问题的讨论达到新一轮高潮。从2009年春季的伦敦峰会，到秋季的匹兹堡峰会，再到冬季的达沃斯峰会，经济刺激计划退出问题一再被放在会议重要议题的位置，各国政府就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时机、路径等方面多次展开热烈讨论。虽然在政策实施细节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均认为在政策实施前制定一个透明和可信的退出机制，以确保超常规倾向政策、财政刺激和金融机构救助政策的有序退出，也保证了在经济复苏基础稳固时，可以及时启动这个机制，确保在不破坏经济复苏的基础上，使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可以平稳退出。
　　2　经济复苏时应首先终止非常规性货币工具
　　如前所述，为了遏制经济衰退的步伐，各国均实施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在这些刺激计划全面退出之前，各国均认为应该首先终止非常规性的货币工具，如购买美国国债，定量购买国债、商业票据、公司债等措施，这些措施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启动的，在经济复苏时必须解除，否则会给经济复苏进程带来副作用。如美国已于2009年第三季度相继宣布减少购买机构债规模、放缓机构债等的购买速度、大部分临时性流动性机制于20lO年3月到期等措施，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减压；欧盟国家也表示将逐步解除非常规货币政策。
　　3　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强调协调性 这里的协调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各国之间的国际协调；一是政策退出与市场反应的协调，另外，还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
　　由于各国经济复苏的程度不一，加上国内各种因素制约，寻求一致性的退出策略并非没有分歧，但各国政府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时均表示，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协作，制定协调一致的退出策略。毕竟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决定了每个国家都不能“一意孤行”，兼顾他国利益，也是兼顾本国利益。对此，IMF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也表示，如果各国能协调退出战略，效果将比不协调要好。
　　各国之所以在经济复苏时还迟迟不退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怕重蹈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这实际上是由市场反应决定的，尤其是市场中的投资者对经济是否转向的信息十分敏感，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时撤出刺激计划，将有可能引发市场恐慌情绪，并带来金融市场的动荡，从而动摇经济复苏的基础。因此，各国政府一致表示，在实施退出策略时，要密切关注市场反应，减少市场动荡给经济复苏带来的副作用，保护企业与投资者的利益。
　　
　　(二)不同点
　　对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问题，根据国情不同，各国的政策实施情况也有异同之处。
　　1　退出策略时机选择关注焦点不同：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
　　规模庞大的财政政策造成了全球各国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海量的流动性也构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这也成为各国研究退出策略何时启动的关注焦点。不同的是，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关注的是财政赤字的变化，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更多关注通货膨胀指标的走势，当然也有国家不能摆脱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双重困扰，必须兼顾，如美国和日本。

　　如前所述，欧盟成员国均受《稳定与增长公约》赤字原则(即每个欧盟国家每年的财政赤字只能在GDP的3％以内)的约束，目前这个界限已迫使其必须按下刺激计划的“暂停键”，大幅削减赤字，同时将退出策略的实施提上日程。金砖四国复苏形势好于预期，但金砖四国经济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通货膨胀，印度和俄罗斯最为明显，中国也出现了成本推动型和外部输入型通胀，为管好通胀预期，收回流动性，各国已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措施。截至目前，除俄罗斯外，中国、印度和巴西均已提高准备金率。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5月10日再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大银行的准备金率调到17％，中小银行的准备金率调到15％。这是中国2010年以来第三次提高准备金率，估计将从中国银行系统抽掉大约人民币3000亿元的流动性。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美联储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为支撑，释放了巨额流动性，也将财政赤字不断推向历史新高，同时大量流动性带来的大宗商品急剧上涨、资产泡沫不断壮大，使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增强，2010年2月18日，美联储提升贴现率0.25个百分点至0.75％，也是出于这双方面的考虑。日本的财政赤字在2009年超过GDP的10％，曾一度被穆迪和标普警告，而其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必将给日本带来通货膨胀的威胁。但其目前脆弱的经济基础却不能使其在政策调整方面有太大的举动。
　　2　退出策略实施步伐不同：加息与低息 虽然上文提到，各国政府在保持实施退出策略的协调性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协调不代表同步。因此，目前的状况是，一些国家根据国内的实际经济状况已经采取了加息政策，而有些国家因为复苏基础不稳固，不得不维持低息的现状。
　　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宣布上调基准利率至3，25％，成为G20首个加息的国家，并由此进入了加息通道，截至2010年4月6日，澳大利亚加息5次，利率从3％升至目前的4.25％。紧随其后，挪威、以色列等国家纷纷采取了加息政策，将全球带入了一轮加息高潮；2010年3月4日，马来西亚宣布将基准利率从2％的历史低点上调25个基点，至2.25％，这是该国近4年来的首次加息；3月19日，印度央行突然宣布分别将回购利率和反向回购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提高至5％和3.5％；4月29日，巴西宣布将贷款利率上调75个基点，从 而启动了全球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市场由此将加拿大、中国等国列入了2010年的加息名单。
　　与此不同的是，在全球加息热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依然保持着低利率的水平，以巩固国内的经济复苏基础。2010年4月28日，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发表声明维持现行低利率区间0％～0.25％，并重申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利率；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着欧洲各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市场普遍预期其加息的能力会因此而减弱；由于国。内复苏迹象不明显，日本将继续维持0.1％的超低水平基准利率，以刺激经济继续复苏；俄罗斯不但没有加息，而是于2010年4月30启动今年的第3次降息。
　　由此可以看出，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各国实施退出策略的同步性不容易实现。
　　3　退出方式不同：市场与行政 以美国和中国为例。以市场救助为基础的美联储定量宽松的退出，必然依靠市场的途径加以解决。正如伯南克认为的那样，经济体系自身存在着退出机制，随着特别流动性工具的到期，政府实施退出策略的压力会逐渐减轻。美联储更应该关注的是何时启动加息工具。
　　在中国，市场流动性的大幅放松大部分来源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管制的放松，同时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相结合，其行政主导特征明显。鉴于此，中国货币政策的退出就不能单纯依靠公开市场的微调，更多的要注重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四、主要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当前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不宜全面退出
　　关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问题日益激烈的讨论，引发投资者对各国经济政策走向的猜测。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亦发出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但大量经济数据表明，短期内全球经济刺激计划不宜全面退出：目前虽然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逐渐好转，但复苏仍不平衡，尚有赖于刺激政策支持，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市场矛盾依然突出，高失业率尤为令人担忧；我国经济虽率先复苏，但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从实体层面来看，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还没有被完全带动起来，政策退出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仍然较弱。另外，市场投资者情绪波动与政策变化的关联度较高，贸然退出可能会损害已经取得的经济复苏成果，甚至再次重创经济。
　　可以肯定的是，在对待经济复苏和经济持久发展这个问题上必须持十分审慎的态度，中国政府需要经济“非常确定”的复苏信号，才能从危机时采取的刺激政策中退出。
　　
　　(二)经济刺激计划要分步骤、分阶段退出，兼顾市场反应
　　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哪些领域先退出、退出的步伐快慢和时间安排，都将影响政策退出的效果。因此，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应该是系统的，有序的，分阶段的，且在此过程中要兼顾市场的反应。可以考虑首先退出一些显著偏离常规的举措，或者是那些耗资过于庞大的非常规举措，减少财政赤字；其次各国央行要逐渐撤销危机期间那些非常规的流动性支持举措及非传统的信贷支持政策；再次，一旦确认经济复苏已有坚挺的基础，产能缺口缩小，就可以通过利率政策来进一步收缩市场流动性；最后，随着复苏的确立，帮助公共金融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尤其是在统计数字已经隐现公共支出压力的情形下。
　　需要注意的是，在政策退出的过程中，货币政策退出策略必须与财政政策的退出步伐相协调，同时要阶段性地推进，兼顾市场反应，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三)处理好资产价格、通胀预期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关系
　　经过一系列调整后的中国经济走势令人期待，但潜在风险同样令人担忧。宽松货币政策下释放的巨大流动性推动通胀预期不断升温，股价、房价随之大幅快速上升，加之黄金、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资产价格虚高，注定了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不会畅通无阻。处理好资产价格、通胀预期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关系，是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
　　当前，管理好通胀预期应着力于加强对通胀预期的合理政策指引，加强物价调控及相关制度建设，完善价格监测、预测系统，防止价格的大起大落。在盯住CPI的同时，充分关注股价、房价及大宗商品资产价格的走势，控制资产价格泡沫，同时不断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对信贷投向进行紧密跟踪，确保资金真正用在维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领域。根据实际情况审慎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兼顾宏观和微观经济平衡，保证经济复苏的质量。

　　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要兼顾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提高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选定时机适时退出。
　　
　　(四)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要与转方式、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
　　我国201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回升整体向好，这进一步凸显了我国经济“保增长”的决心。但是，相关数据却没有凸显转方式和调结构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经济复苏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政府为主体的投资，市场拉动最近刚刚启动，总体来讲，消费需求拉动与民间投资拉动对整个经济增长贡献度还比较小。这就为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提出警示，在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转变、产业结构尚未实现调整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力并没有得到提升，经济复苏的基础是不稳固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需继续。前面多次提到，我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与其他国家有着不同之处，除了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之外，更注重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机构的调整，使经济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绿色增长与低碳发展，贸然退出的话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必须将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与转方式、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
　　
　　(五)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过程需渐进、有序，注意退出的时点、力度和节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多次确认，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复苏的国家，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将给予其他国家更大的信心。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推出了强劲的刺激经济政策，无论是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政策，还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刺激的力度与强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的信贷更是前所未有地超高速增长，这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像的。正是这些短期的应急政策，使得国内销售市场顺旺、基建投资火热，同时带动国内资产价格全面上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火爆局面。因此，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应该慎重，把刺激政策退出与调结构紧密联系起来，实施有保有压，有退有进的结构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从而为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六)进一步刺激国内需求，避免“硬着陆”的风险
　　目前经济刺激计划迟迟不肯退出，根本原因是国内的需求尚未得到大幅度长效提升，导致经济复苏基础脆弱。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可以看到政策的重点在于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因此，政策的调整应进一步的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着力提升蕴藏着巨大潜力的农村居民需求：政府投资要更多的转向关系民生和促进就业的建设项目，配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进而改革税收制度，采取能够持续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增加济贫支出，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等，开拓更多扩大内需的途径。这样，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经济复苏的“接力”，从而避免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六)注重退出步伐的国际协调，避免过早退出的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讨论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各国的经济现实状况，为了避免全球层面上过度的、冒失的退出举措，必须充分考虑周边以及全球的宏观经济状况。因此退出政策应该是一个渐进、温和的过程，同时要考虑国际间的共同协调，考量其他经济体的表现。在实施退出策略的过程中，应当以恢复对金融机构和市场健康状况的持久信心为目标，加强合作，加强退出策略的透明性，引导并管理市场预期，否则可能面临破坏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的风险，同时扩大政策改变对市场的冲击。
　　针对目前的状况，我国要在绸缪政策调整的同时，密切关注其他国家政策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势，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变化，避免过早加息而导致热钱流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上升的风险。当前，我国仍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巩固我国经济来之不易的复苏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