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

农户层面
　　费德（Feder，1985）认为农户选择（采用）行为主要受农户自身特征和技术诱导因素的影响。Adestina（199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农户技术采用决策的模式，他们认为采用新技术的决策是基于农民对此项技术的认知情况。在年龄这个变量研究上，Adesina（1993）认为农民的年龄和新技术的采纳成反比例关系，即年龄越大，由于风险因素等的考虑越倾向于采用传统技术。相反，年轻的农民倾向于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Taylor（1982）也认为教育是农户变量中的最重要因素，它可以增加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能性。我国学者林毅夫（1994）对杂交水稻品种采用的研究中发现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户采用此技术具有显着的统计效应。
　　何子文，李鹏玉（2006）认为政治成份及社会公职和每年外出本县次数对农户新技术的采用有影响。张林秀等（2002）利用江苏省300个农户1993一1999年的历史资料，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户生产性投入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户的非农就业比例、借贷的可获性、土地规模、房屋资产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是主要决定因素。曹建民等（2005）通过对水稻氮肥适地管理技术的农民参与式研究意愿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信息显着地影响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农民的个人特征中，是否为户主、性别、教育水平、农民是否经常参加农业劳动以及农户的土地规模等因素均显着地影响农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意愿。 2.2 推广层面的因素分析
　　Azhar（1991）和Adestina（1993）强调推广人员的信息交流程度在技术采用过程中的重要性。张云华等（2004）认为农户与涉农企业和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的联系是影响农户采用无公害及绿色农药的主要因素。非洲高原农业发展项目（AHI）和国家农业研究中心（ICRA卫）结果表明:农户与农业技术中心的联系程度是影响其参与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学者朱希刚（1995）对鄂西贫困山区的289个农户技术采用的行为研究表明:与农业推广机构的联系、政府对采用新技术的鼓励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意愿呈正相关关系。付少平（2003）认为在技术方面有创新成就的农民，许多人都曾经获得过院校、科研机构专家、技术人员的帮助。这些农民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专家、技术人员建立了联系，专家、技术人员为农民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人际扶助条件。赵龙群等（1997）认为,影响农户采用技术的因素有:①基层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工资低、人员少、队伍不稳定;②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内部结构失调;③农民自身的影响因素。 2.3 技术层面的因素分析
　　技术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采用技术的投入产出效益、技术风险、技术掌握难度。雷杰•克里斯娜关于印度旁遮普邦棉花种植者对供给反应的研究，以及秘鲁高原上的印第安人对新马铃薯品种的采用行为分析，认为有利性的差别是解释农业生产要素接收速度的有力解释变量，而不用求助于人性、教育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别。决定有利性的因素主要有:绝对而不是相对的产量增加、产量和价格的波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罗杰斯（1957）同样认为技术使用者对技术接受倾向的不同受科技信息、风险及市场供需条件的影响。欧马拉（O‘Mara，1980）和林德钠（Lindner，1987）研究了风险因素对农户技术选择（采用）行为的影响。我国学者朱希刚（1995）的研究也表明技术采用后产出的增加与农户采用新技术呈正相关关系。
3 相关的总结和政策含义
　　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宏观方面更多的是一些定性的理论意义上的分析，具体原因可能是衡量宏观因素的指标难以用数据进行度量，但是并不能够排除其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不高，农村的组织化程度更是偏低，单个农户在信息来源、对信息处理以及抗风险能力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农户对新技术的信息更多的来源于政府，具体的推广也更多依赖于政府。宏观因素对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影响是不能忽视。
　　微观因素对农民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更多的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农户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政治成分等，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技术显着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关的政策制定和推广方式的实行一定要结合具体地域和技术。推广层面主要是从推广人员自身的素质、农户与推广人员或者相关专家的接触程度、相关的推广政策进行分析。提升推广人员的素质；加强农民与推广站或者专家的接触；及时有效的激励政策都会对新技术的采用起到积极的作用。技术层面主要是技术的难易程度，技术的风险和技术对农户有利性，对农户技术的采用有显着影响。可见开发操作简单，风险程度低，盈利性高的农业性技术更能够赢得农民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