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
［摘 要］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 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趋势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之间，以及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波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 研究发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且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其次依次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农民收入中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对农民收入的波动均没有明显作用，农民收入波动是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关键词］农民收入结构；收入波动；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民外出务工收入逐渐增加，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也在持续提高，我国农民收入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收入来源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廓清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历程以及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状态对于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稳步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拟从农民收入结构入手，在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以期为农民增收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客观依据。
一、文献回顾
目前，我国有较多学者主要从单方面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或农民收入波动进行了相关研究。 关于农民收入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杨灿明和郭慧芳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来源的变化与构成特点入手，寻求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认为应该从保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农业增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建设、重视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等这几个方面着手来促进农民稳定增收［１］。 杨灿明等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加强农民收入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等措施多管齐下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加［２］。 张凤龙和臧良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进行研究后发现，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在 ２００４年个别省份的农业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因政策性因素略有回升，但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结构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 他们认为应从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突破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瓶颈、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这五个方面着手来促进农民增收［３］。 周雪松和刘颖对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两者之间的变动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对我国 １９７８年以来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把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变动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在对各省（区）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近 １０年的统计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趋势进行了模拟，以期为处于追赶状态的后发省份提供借鉴。 同时，他们提出了从巩固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大力拓展工资性收入和不断增加转移性投入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４］。 刘传华从农民收入的阶段性划分、农民收入的来源变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三个方面对农民收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从国家、农业和农民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如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产业结构等），同时从农民收入构成的四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５］。 孙华臣和王晓霞利用 １９８７年至 ２００６年的年度数据对 ２０年来我国农村的收入结构及其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迁的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产品价格指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我国的经济体制。 同时，他们还发现 ２０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的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农民的收入来源更加丰富［６］。 马凌等对 １９７８年到 ２０１０年江苏省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进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后发现，非农收入已成为江苏省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这主要受到产业比较优势转换、城市化水平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等经济规律的影响。 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江苏省农民收入结构不尽合理，政府部门应在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７］。
此外，诸多学者就我国农民收入波动情况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研究。 江观伙对 １９７８ 年至１９９４年我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波动趋势及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明确改革方向，把提高农民收人作为农村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改变单纯依赖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实际收人的传统思路，减少农业资金的对外流失［８］。 刘荣利采用 ＨＰ滤波的方法对 １９７８年至 ２００７年河南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波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农民人均收入波动可划分为三个增长周期：１９７８年至 １９９１年为第一个周期，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３年为第二个周期，２００４年以来开始进入第三个周期［９］。 曹跃群等运用小波变换法对 １９７６年至２００６年我国农民收入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具有 ７年和 ４０年左右的特征时间尺度，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存在着 ７年和 ４０年两个主要周期振荡保持一致［１０］。徐增海利用 １９９０年至 ２００８年我国 ３０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农民收入波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城乡就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农村的工业化程度、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和教育的投资等因素对农民工资性收入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工业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村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当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越高。 因此，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是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途径［１１］。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只是单独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或农民收入波动进行了研究，而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是很多。 为此，本文将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相结合，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由此直观判断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随后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揭示出农民收入与收入结构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最后依据实证研究结果，从收入来源角度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几点政策建议。
二、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和收入波动变化情况
从 １９７８年到 ２０１０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３３ ６ 元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 ５９１９元。 农民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显著性变化，１９８３年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全面推行，结束了长期以来生产经营上的“大锅饭”，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这段时期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远远超过工资性收入并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 １９８３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高达 ７３ ４９％，２０１０年家庭经营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虽然下降至 ４７ ８６％，但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是已经不再占有绝对地位。 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由 １９８３年的 １８ ５６％增至２０１０年的 ４１ ０７％，这虽然仍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已经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强劲动力。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７ １１％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１１ ０７％，这虽然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它们也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来源。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与增长率变化趋势如图 １所示。 从图 １可以看出，在 １９７８年至 １９８４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显著增加，而农民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则显著下降。 １９８４年以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而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则逐步增加。 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虽略有波动，但基本稳定在 １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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