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

　　共同刻画了i省（自治区、直辖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和过程对就业的影响情况；？滋it为随机变量，代表i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随机影响，用来反映不同省市间的就业增长差异。 
　　估计结果显示：从1992—2014年的平均状况来看，全国的自发就业增长率每年增加0.794940，该系数为我国的就业加速度。加速度为正，说明二十多年来我国整体的就业人数加速增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自发就业增长率有显著区别。在平均自发就业增长率发生正向偏离的16个省份中，中西部省份占11个；发生负向偏离的14个省份中，东部省份占7个（见表3）。这说明东部地区自发就业增速放缓，在全国就业增长的贡献日渐削弱，而中西部地区自发就业增速加快，已成长为全国就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来看，三分之二的样本省份其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见表4）。这意味着在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同向变化仍是客观事实。具体到微观层面，各省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速的影响存在差异：在系数估计值为正的20个省份中，中西部省份占13个，东北部省份占3个；在估计值为负的后10个省份中，东部省份占6个。这说明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东部地区已度过了主要靠劳动力数量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相关研究成果，除劳动力数量外，资本的投入、新科技的应用、先进生产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劳动力质量的提升等都能极大促进经济增长。在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家纷纷用机器和新技术替代劳动投入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增长速度出现方向上的背离是完全可能的。根据回归结果可以推测，资本较为充裕、科技比较前沿、对外开放比较充分的北京、上海等地区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 
　　从劳动力跨产业流动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来看，除陕西、青海、吉林和甘肃外，其余26个省份影响系数的估计值均为正值，这说明从1992—2014年间，在我国的绝大部分省份，劳动力的跨产业流动有力地促进了就业增长，学界所担心的结构性失业只在极少省份存在（见表5）。在系数估计值最大的前10个省份中，东部省份占7个；在估计值为负的4个省份中，西部省份占3个；中部6省的回归系数排位较为居中。这说明劳动力的跨产业流动能否促进就业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地区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的地区，资源聚集效应越强，就业机会及专业人才规模化存在。劳动力的频繁流动，增加了劳企双方的双向选择机会，极大地降低了结构性失业。 
　　从三产二产产值比率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看，在东部10省中，有6个省份的回归系数为正（见表6），这说明大部分东部省份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产值的上升将促进就业增长。中部地区除河南外，其余5省份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西部地区除宁夏、青海、陕西外，其余8省份的回归系数为负；东北地区除吉林外，辽宁和黑龙江省的系数也为负。说明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会抑制就业增长。产业结构比率并没有像理论分析的那样展现出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这可能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的初始状态以及市场发育程度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河南省作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排头兵，积极打造产业结构升级版，已经初见成效。该省份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极大地促进了就业增长。 
　　（二）结论佐证 
　　在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STUCRATIO和TSTR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在东部省份，三产与二产产值比率的提高以及劳动力的跨产业流动越大，越能促进就业。这与东部地区省份在表3和表4的表现相一致。 
　　在模型（3）的回归结果中，STUCRATIO和TST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前者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在中部省份三产与二产产值比例的提高会抑制就业增长率；后者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在中部省份劳动力的跨产业流动能促进就业。这些结论也与前文表3和表4的分析相一致。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效应呈现出的阶段性，与各区域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相吻合 
　　从蒸汽机和电灯泡的发明开始，工业化就席卷了整个世界。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地区，资本和劳动力会向工业（第二产业）集聚并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因而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趋势上的一致性。而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地区，在向落后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发展目标转向轻型化、创新型以及战略新兴产业。与此相伴随的就是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这类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高于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无就业的增长”现象就会逐渐显现。显然我国中西部地区尚处于第一个阶段，而东部地区已进入第二个阶段。
    （二）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背景下，计划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将有助于缓解自发就业增长率的下降 
　　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和转移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东部省份自发就业增长率较低的状况，但长期而言，进一步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鼓励东部省份居民生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三）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保增长就是保就业”的经验仍然适用，但对东部地区而言，增长方式的变化已经使GDP的就业效应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应再将治理失业作为过度追求GDP的理由，就业问题必须作为一个独立任务去解决[14]。东部省份应充分发挥自身市场开放度高的优势，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信息透明度，鼓励劳动力从高度自动化及产能过剩产业转移到劳动力需求较旺盛的新兴产业中去。此外，还应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配套制度，如加快建立劳动力就业指导及创业指导制度，进一步完善临时性失业的保障金及保险制度等。这些措施对东北部及中西部地区同样有效。 
　　（四）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波浪式推进的宏大工程，不能以牺牲就业为代价盲目全面推进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是以向中西部转移落后产能（主要是工业）为背景的。在这一过程中，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必定滞后于东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尚未完成现代化之前，发展本土及承接而来的工业仍是首选。 
　　（特约编辑：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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