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企业社会责任（CSR）发展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三）韩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在1996年韩国全国经济联盟会制定《企业伦理宪章》，及2000年开始发布《企业与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活动报告》③后，CSR这一概念被市民社会、工会、政府等广泛关注（Shin，2009），在学界成为重要研究议题。以韩国企业为对象进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1）CSR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消费者心中的企业品牌形象有正面作用（Huh等，2007）；Yoon和Suh（2003）进行了韩国国内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与企业广告对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影响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出社会公益活动比企业广告对企业形象产生的影响更大，尤其是通过以企业形象为媒介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则影响力将变得更大；（2）CSR的践行对企业经济效益有很大影响（Kim和Ryun，2006）；Bae（2007）以韩国国内对社会公益活动投入金额最多的前十位韩国企业为对象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经济型社会公益活动会对产品购买需求及外部认知产生正面影响，而企业的社会文化支援型责任活动则会使消费者对企业信誉产生一定的正面评价；（3）在企业面临道德危机时，对于其CSR的认知可以有效防止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受损（Kim M和Kim S，2009）。此外，Huh（2009）认为企业内部的法律责任与伦理性经营责任的履行，对企业外部的供应商、投资人、顾客、地区社会都会产生影响，而从结果上会给企业带来成本优势、差异优势，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韩国CSR研究为CSR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研究基础，然而，由于没有充分考虑企业发展与政府政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因素之间的社会结构性关系，以致无法对企业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产权过度集中、不正当竞争、官商勾结及市场垄断行为等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背景做出合理解释。 
　　三、韩国财阀中心经济体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一）工业化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 战后的韩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援助，此时的“企业经营”可理解为“赚取外汇”，企业家们并未致力于建立健全高效企业运营机制，而是利用人脉关系从政府处获取企业经营所需资源，普遍缺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与行动。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进程，政府大力支持国家经济支柱企业的发展，少数企业发展壮大成为财阀。作为回应，韩国企业通过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承担相应的纳税等责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与产业结构的高度发展。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财阀企业迅速壮大也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社会对财阀企业伦理意识产生质疑。首先，财阀企业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财阀依托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政策，并雇佣低廉劳动力发展壮大，70年代后半期的重化工业阶段，劳动力低廉状态并未改变。其次，财阀企业垄断引发的消费者权益问题日渐增多。进入70年代受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冲击，财阀为缓解经营困难，采取垄断销售渠道、虚标价格、不良商品以高价转向内销等措施，损害了国内消费者利益。此外，工作环境恶劣，环境污染严重等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也频遭民众诟病。政府为扶持企业与经济发展，不惜以牺牲民众、社会、环境利益等为代价，纵容企业逃避对政府以外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行为。财阀企业一味追求发展，依赖政府的优惠政策进行多元化经营，垄断了国内大部分市场，社会对企业垄断及其成长方式的不满，促使财阀企业开始考虑CSR。 
　　（二）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导入及“文民政府④”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 1980年后，市场自由化政策的逐渐导入，使得财阀在国内经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民众社会意识提高，消费者或劳动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逐步完善，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诉求也日益强烈，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空间缩小，代价提高。财阀为保持国内市场地位，开展了以设立财团、捐赠为主的CSR活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主要财阀在被谴责且要求还还富于民的背景下，开始着手设立财团。1960年代前仅有7家财团，到70年代有19家，进入80年代后，新设20家，此时，韩国30家大财阀基本上都拥有各自的财团。财团模式有利于民众享受社会福利与财阀企业的家族财产继承等两者的共赢：80年代后设立的财团多集中在奖学金或学术研究领域，满足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由于财团是利用财阀创始人财富设立，并作为一种资金运作的手段，还实现了将财阀创始人对财阀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自然地过渡给继承人（Lee，2004）。此外，1980年代韩国财阀企业的捐助金额远远高于其他国家。长期信用银行（1991）“韩国企业直接捐款”调查表明，上市企业的年平均捐款金额可达到1.8亿韩元（约合103万RMB）⑤，占税前利润的3.14%，远高于同期美国的1%。捐助金额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要求而非企业自愿。政府以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为条件⑥，要求大企业进行国防献金、政治献金等捐款行为（Lee，1988）。1980年代的财界为迎合政府维护体制稳定的资金需求，换取对自身既得利益的保护，便以贿赂和不正当政治资金形式进行捐款活动（Gun等，1995），支持军事政权下的中央集权制的运行。民众认为财阀企业所谓的捐赠活动是在表面上虚伪地回报社会⑦，甚至财阀也对捐款效果持怀疑态度，尽管其期待形象有所改善⑧。韩国大型企业的这种毫无战略眼光的CSR活动，造成社会对财阀的进一步不信任，也产生了对财阀企业在经营合理化、技术开发、优秀人才培养、稳定就业机会等方面应得评价的低估。1993年，“文民政府”开始对过往军事政府和财阀进行批判，使得市民社会对财阀长期以来的不满得以宣泄。因政企勾结使韩宝集团等大型企业相继倒闭、偷工减料造成的韩国三丰百货大楼倒塌事件、南海岸漏油事故等与社会及环境有关问题接连发生，使得韩国财阀企业的正统性遭到质疑。这些促使财阀等企业对CSR体系进行完善，但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使得新体系在开始不久就被暂时搁置了。财阀企业开展以财团设立和捐款为主要方式的CSR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受限于结构矛盾、政治文化等因素，使得此时的CSR活动还处在缺少计划、不成体系的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