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披露制度下的企业内部控制信号传递研究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第一,以强制披露制度下企业自由裁量的空间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内容及方法上丰富了现有的内部控制研究,同时也拓展了信号传递理论的应用领域;第二,对于披露质量,以往的研究多以披露数量来直接衡量,本文借鉴BMF披露质量的衡量框架,不仅考虑了披露的数量,同时还考虑了披露的广度与深度;第三,对于信号传递理论,本文在分析管理层信号传递动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管理层进行信号传递的方式,为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的抉择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Verrecchia(2001)认为自由裁量基础披露(Discretionary-based disclosure)是披露研究的三大主题之一。但相对于自愿披露领域丰富的研究成果,自由裁量领域的披露管理研究不够全面与深入。吴水澎等(2002)认为企业披露管理存在披露时机、组织形式和披露内容等多个维度。对于披露时机的自由裁量,研究文献相对丰富,Givoly and Palmon(1982)以及巫升柱等(2006)证实了“好消息早,坏消息晚”现象,表明企业择时披露既是为彰显好消息,更是为隐藏坏消息。为达到隐藏坏消息的目的,Tse、Wu(2010)还研究发现了差业绩公司紧跟同样差业绩的行业披露信息的现象,即所谓的“羊群效应”;唐跃军和薛红志(2005)研究发现:当年报和季报存在业绩差异时权衡两者披露时间的所谓“业绩组合”;谭伟强(2008)研究发现集中在周六公布坏消息的所谓“周历效应”等。对于披露形式的自由裁量,也有文献有所涉及,吴冬梅、刘运国(2012)利用2003—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公告数据,考察了我国特有的捆绑披露现象,结果表明捆绑披露是隐藏坏消息的非随机行为,管理层会基于信息性质进行披露形式的裁量。信息内容位居信息披露向量所有维度的核心,是其他所有维度存在的基础,现有的对于信息内容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可读性的研究,李峰(2008)研究了年度报告的可读性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收益越低的公司年度报告的可读性越差;年度报告可读性越强的公司,其可获得更加持久的收益。McKinstry(1996)研究发现相似的内容在不同的公告中常有不同的表述,但除可读性选择外其他研究都较分散,并且阎达五和孙蔓莉(2002)的研究表明已有的可读性研究的实证样本通常较小且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近期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进展,已开始出现大样本的实证结论。综上所述,并通过近期检索结果发现:囿于披露法规的固有限制,鲜有文章从信息披露质量的角度对自由裁量领域进行研究。
二、文献综述、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Verrecchia(2001)认为自由裁量基础披露(Discretionary-based disclosure)是披露研究的三大主题之一。但相对于自愿披露领域丰富的研究成果,自由裁量领域的披露管理研究不够全面与深入。吴水澎等(2002)认为企业披露管理存在披露时机、组织形式和披露内容等多个维度。对于披露时机的自由裁量,研究文献相对丰富,Givoly and Palmon(1982)以及巫升柱等(2006)证实了“好消息早,坏消息晚”现象,表明企业择时披露既是为彰显好消息,更是为隐藏坏消息。为达到隐藏坏消息的目的,Tse、Wu(2010)还研究发现了差业绩公司紧跟同样差业绩的行业披露信息的现象,即所谓的“羊群效应”;唐跃军和薛红志(2005)研究发现:当年报和季报存在业绩差异时权衡两者披露时间的所谓“业绩组合”;谭伟强(2008)研究发现集中在周六公布坏消息的所谓“周历效应”等。对于披露形式的自由裁量,也有文献有所涉及,吴冬梅、刘运国(2012)利用2003—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公告数据,考察了我国特有的捆绑披露现象,结果表明捆绑披露是隐藏坏消息的非随机行为,管理层会基于信息性质进行披露形式的裁量。信息内容位居信息披露向量所有维度的核心,是其他所有维度存在的基础,现有的对于信息内容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可读性的研究,李峰(2008)研究了年度报告的可读性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收益越低的公司年度报告的可读性越差;年度报告可读性越强的公司,其可获得更加持久的收益。McKinstry(1996)研究发现相似的内容在不同的公告中常有不同的表述,但除可读性选择外其他研究都较分散,并且阎达五和孙蔓莉(2002)的研究表明已有的可读性研究的实证样本通常较小且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近期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进展,已开始出现大样本的实证结论。综上所述,并通过近期检索结果发现:囿于披露法规的固有限制,鲜有文章从信息披露质量的角度对自由裁量领域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