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入技术进步和税收的真实储蓄水平估算与启示

和技术进步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使得真实储蓄的估算体系有了进一步完善，更贴近经济现实（Hamilton，1994；World Bank，2011；罗乐勤，2013；Greasley et al，2014）[8-11]。

然而，除Aronsson等（2012）的研究外[12]，已有对真实储蓄的测算大多建立在资源配置最优或潜在最优假设的基础上，均未考虑现实经济中政府部门面临的征税约束。理论上，在经济已经处于资源配置最优的状态下，政府征税将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最优配置，产生超额负担进而影响真实储蓄水平（Barro，1997）[13]。从中国经济现实来看，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预算“短收”趋势愈加明显，加之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仍可能继续增大，这势必增加未来社会的税收负担，导致真实储蓄水平下降（高培勇 等，2016）[14]。因此，忽略税收因素对真实储蓄的影响将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偏差（Aronsson et al，2012）[12]。同时，国内相关研究大多未考虑技术进步对真实储蓄的影响，而世界银行（2006）的研究表明，在世界范围内无形资产占国民财富的平均比例高达77%，包括技术在内的无形资产对包容性财富的贡献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显著提高[5]。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真实储蓄的估算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已有文献缺乏对中国各地区真实储蓄进行估算和比较的实证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技术进步和税收纳入真实储蓄估算框架，并采用传统估算方法、只纳入技术进步、纳入技术进步和税收3种方法分别对2005年和2015年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的真实储蓄总量和人均水平进行估算，以更为客观地反映中国的地区真实储蓄水平及其趋势，进而为促进国民财富化的高质量持续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刘 欢：纳入技术进步和税收的真实储蓄水平估算与启示

二、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Arrow（2007）和Aronsson等（2012）的研究[15][12]，对Ramsey-Cass-Koopmans模型进行拓展，推导技术进步和税收对真实储蓄的影响。模型中经济主体包括代表性消费者、厂商和政府3个部门，假定政府以代表性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自身预算约束下决定税收和公共品供给水平（程宇丹 等，2015）[16]，代表性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通过最大化其一生效用决定消费和劳动供给行为，厂商通过选择劳动与资本的使用量实现利润最大化。

1.模型设定

（1）效用函数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取决于其私人产品消费（c）、闲暇（l--l）及政府供给的公共品（q）。诸多学者在研究中将政府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