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伦理困境致因及其治理导向研究

　　1. 坚守出版伦理是大学出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基 
　　出版活动贯穿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大范畴，跨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个领域，努力达到“精神生产的个人自由与其产品社会化的统一”。[1]据此观点，出版活动必然要以满足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需求作为其本质规定。大学出版行为体现出来的动机和目的，是出版企业对于出版经营活动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展示，浸润着大学厚重而悠久的文化精神传统，体现着学术共同体对真理的心理向往和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文化场域中，大学出版与其他文化行业、与出版同行之间，出版人与读者、作者之间，以出版活动为媒介进行文化性的交往，“并生成相应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习惯、道德品格及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它包含出版信息中所蕴涵的道德价值观，人们在处理出版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以及出版从业者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等等”。[2]由此，大学出版机构借助文化传播载体，实现了由文化共同体向出版伦理实体的转变，体现出鲜明的组织伦理特性和道德特色。 
　　大学出版业正面临着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坚守学术出版使命的双重压力。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得良好的经济指标，甚至出现了忽视大学出版特色，盲目依据世俗要求实施出版行为的现象。这种被所谓“自由竞争”“市场决定”旗帜掩盖的出版乱象，以及偏离大学出版文化使命和扭曲出版价值导向的状况，需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另外，伦理道德必然要求和经济基础相对应。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依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资本主导形式，所实施的出版经济活动中带有国家意志，直面市场经济时难免产生“虚幻的共同利益和个体诉求的碰撞”。如何正确处理和协调国家、集体及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关系着大学出版活动能否顺利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价值目标，也是当下大学出版伦理建设关注的重点问题。 
　　2. 坚守出版伦理是大学出版实现科学发展的“王道” 
　　“出版之道”即在遵循出版伦理的基础上推动出版发展、实现出版目标，是对出版发展质量与内在规律的理性认识与科学总结，体现了出版人的价值与追求。大学出版兼备文化和商业的双重属性，目的在于通过商业运行方式，实现人类文化传承和价值建构。能否实现此目标，取决于大学出版发展的思路、模式和对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完成销售码洋等经济指标，更要研究文化理性、核心价值、出版行为等内在逻辑关系，努力探寻出版企业的内在发展规律。因此，对于学界热议的建立“商业帝国”还是“文化王国”的选择，成为触摸大学出版发展之“道”的关键分水岭，也是决定能否坚守大学出版品牌的核心所在。要想以高质量的出版作品和出版服务来取胜，关键在于坚守本职、练好内功，走内涵发展之路、创新发展之路。出版发展方式的转变，影响着大学出版在引领社会学术风气、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伦理担当。也就是说，大学出版社无论是面对媒介大联合的时代命题还是数字出版的商业潮流，只有实施符合出版伦理的行为才能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3. 坚守出版伦理是大学出版实现大学文化功能之核 
　　大学出版社与大学母体关系密不可分，对于彰显大学四大功能有着重要作用。贺圣遂曾提出，应把出版社作为与图书馆、实验室并列的第三种力量，倡导以大学出版来建设出版大学的理念。由此而言，大学出版赖以生存的根基应该是学术出版服务，促进学术的传播与发展应该是其重要的工作职责所在。创新知识传播、推进高深理论研究，是衡量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和出版发展水平的风向标。鉴于学术出版在整个出版业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提升大学学术出版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对于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取得应有的话语权具有巨大意义。也就是说，从大学承担的出版功能和文化使命而言，大学出版伦理应该集中体现为对学术出版工作的规范和职业操守，并在出版实践中培育和发扬“公共知识分子”式的理性精神，承担起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光荣责任。王明舟也认为，文化产品重要的社会功能，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展完满人性。大学出版社凭借高品位的出版内涵和高质量的出版服务，直接参与了大学文化的积累传承、创新创造，作用于大学师生乃至社会群体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引导他们追求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努力实现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人才培养的对接。 
　　二、大学出版伦理困境根源：工具理性与文化本质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