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伦理困境致因及其治理导向研究

　　出版的伦理困境，实质上是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价值观缺失和伦理道德失范，以及大学精神文化的缺位，共同作用于出版活动的结果。根据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文化系统对于优化社会制度、维护规则秩序能够提供理性支持。大学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通过学术出版传递先进思想，从价值观、理论文化层面产生凝聚力，引导社会成员自觉接受规则约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大学文化理论部分来源于传统的教育文化和伦理道德资源。当下，我国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与社会发展变迁中的新问题，传统的文化信仰、价值规范正在变化分解，新的价值观及其理论文化还没有完全跟进建立，处于理论及其价值文化“空场”“失范”的阶段。“理论和文化蕴涵的价值目标同当下社会的制度环节之间存在着游离和冲突”，[7]进一步激发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大学应有的承担崇高使命意识正在沦丧。与其在文化产业中坚守泛道德主义，无视大学出版企业的实际需求，不如根据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建立与出版行为相适应的伦理规范。因此注重网络出版和数字出版等虚拟世界伦理也是大学出版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需引起重视的是，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对全球文化出版产业领域的影响和控制更甚。如何处理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建构符合实践要求的大学出版伦理显得更为迫切。 
　　三、路径与措施：新时期大学出版伦理建构走向 
　　当下，中国已进入文化发展的大时代，呼唤着大出版、大编辑、大作品的出现。探索以出版伦理解决出版现实问题，为大学出版伦理的发展与建构提供了重大机遇与时代命题。顺应时代要求，不仅要研究“出版的伦理”，更要研究“伦理的出版”，把大学出版伦理研究与大学出版建设真正结合起来。具体措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 以完善大学出版生态来构建出版伦理 
　　大学出版伦理范畴已摆脱了原本单纯的编辑与读者、作者的道德关系研究，将关注的视野扩展到了大学出版行业的整体性生态，通过伦理学所坚守的理论基础、作用方式来介入、规范和调节整个出版活动，处理大学出版行业与教育行业、文化产业之间的伦理关系等。陈昕等人在2013年举行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年会上，一致认同“出版的底色是文化，出版存在的价值是对文化的传布和文明的传承。文化担当、文化追求与文化责任是出版的第一要义”。[8]大学出版业对于承载和创新文化的责任和担当，是在出版全球化的背景下明确了大学出版伦理的发展方向，即要服从出版生态建设，以完善出版生态来丰富出版伦理。一方面，推动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实现合理布局，发挥大学出版社在国家文化出版体系中的功能与作用。为此，要研究出版行为与社会文化、社会道德追求的关系，对数字出版和大数据时代的大学出版进行准确定位。全面考量和建设出版人职业操守，也是推动大学出版伦理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出版流程和出版模式的变化，把从策划选择到文稿编校、发行推广都纳入出版人素质考核内容。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借助大学的文化高地，自觉承担起学术出版重任。大学出版伦理不仅是对编辑职业操守的规范，更要承担起大学出版的历史责任，强化中国学术出版走向世界的能力，为打造中国出版话语体系作出更大贡献。为此，大学出版人要满怀敬畏之心，恪守严谨的专业精神，根据知识生产和传播规律，努力构建科学的学术出版规范与学术评价机制，传递学术尊严与精神魅力。 
　　2. 以增强出版道德理性来构建出版伦理 
　　出版伦理主要体现为出版行业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规范体系，[9]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增强出版道德理性，把编好书、出好书的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动，在传播先进思想、推动社会进步之中实现大学出版人的伦理责任和义务。具体来说，要学会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被动服务与主动参与、作者读者和出版者等各种关系，实现深厚人文底蕴与学术出版规律、作者原创性劳动与专业出版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机结合，促进社会效益与个体效益的统一。要提升编辑的宏大视野，及时把握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深入发掘作品价值点和创新点，引领学术性研究方向，发挥好“最后的看门人”责任。凸显“好编辑”的品牌价值。好编辑代表着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与价值。可以借鉴百道网“寻找中国好编辑，凝聚书业正能量”等类似活动，发掘和表彰一批敬业爱岗、富有创造力的优秀编辑，宣扬他们先进的出版理念、深刻的内在追求，激励大学出版人增强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实现编辑的文化价值和出版文化价值。 
　　3. 以发挥行业组织他律作用来构建出版伦理 
　　大学出版伦理包括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要求不仅要强化出版人的自我修养和自觉自律，更要注重从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关系出发为出版行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查阅资料所知，中国出版协会2004年修订的《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未能很好地体现大学出版的特性，而《中国大学出版协会章程》又不能满足大学出版伦理规范要求，需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凝练提升大学出版价值追求，优化调整、充实大学出版行为规范，体现大学出版应有的文化特色。为此，建议大学出版协会牵头，成立专门的出版伦理委员会，细化大学出版人的职业操守，加强出版伦理教育和引导，推动出版伦理规范逐步覆盖编辑、策划、发行、校对等环节。如此，方能形成统一的大学出版职业操守，又能体现出不同岗位的价值导向和文化理性。 
　　4. 以发展大学出版精神来建构出版伦理 
　　考虑出版活动的精神生产特性，以及资本对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促进出版人的文化自觉和理念变革，必然以履行文化使命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依托大学精神指引出版精神建设，在出版活动中融合大学共同体的意志和理念，实现大学出版价值回归本位。其中的关键在于，根据伦理学倡导的“善”与“正当”理念，结合大学文化内在的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来规范和构建大学出版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理想，增强出版人的理性判断和道德责任，在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促进出版活动的求真、向善、尚美，“实现主体和客体在观念形态与实在形态、主体自身素质与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统一”，[10]努力达到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出版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