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

“一分为二”地切割现代性并且只选取对我们有利的成分，因而中国目前处于一种独特的历史境遇中，即超越西方国家现代性的、在全球后现代性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有人将之称为“新现代性”，或许利奥塔的“重建现代性”更精确地表述了这一过程。
　有人也许会拿我们这些年取得的成就来证明中国的现代性已达到与西方国家相媲美的程度，然而现代性在中国至多只体现在它在工业化中经济运行方面获得的成果。现代性还远远没有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社会“只是以碎片的、枝节性的萌芽的形态或方式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理论和精神的流动之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的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结构、图式、活动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植入、嵌入、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8]因此，在当今世界的时代状况中，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就有助于人类向着未来开展历史——实践的真正筹划。目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现代化的建设，可以说是“重建现代性”或“新现代性”中较合理的一个策略。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以“城乡对立、工农对立、人与自然对立、区域对立”为主要特征的经典现代化形成鲜明的对立。诚然，科学发展观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过程中提出的，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性”。当我们为科学发展观高唱赞歌之时，我们还应注意到马克思的另一个批判，即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反思。或许有人会反驳说，文化层面的“新现代性”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新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内化为人的意识的。但应当注意的是，人只有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即精神文化方面批判现代性才能真正地重建现代性，或许我们应该从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学些批判的元素。我们也期待着领导人与学者为广大民众在意识形态方面重建现代性，唯有此，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贯彻、落实，中国才能真正进行新现代性的社会建构。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69.
　　[2][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M].谈瀛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47.
　　[3]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3.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1-57.
　　[6]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35.
　　[7][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3.
　　[8]衣俊卿.现代性的当代命运与中国语境[J].中国社会科学，2004，（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