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随后，英国科学家贝尔纳(1901-1971)发表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该书既分析了科学的历史概况又研究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为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然而，科学社会学并不研究所有知识，而只研究科学知识；并不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而是研究科学家的科学活动。这被称为关注科学家的社会学，而不是关注科学知识的社会学。
　　爱丁堡学派就是通过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深刻研究，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它把知识社会学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并决心抛弃传统“知识二分法”的框架，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不仅要分析人文社会学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而且还要进一步分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所以，我们说20世纪70年代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是知识社会学的传统向度在研究科学的领域得到了复活。
　　二、SSK产生的理论来源
　　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爱丁堡学派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相对主义特征。巴恩斯和布鲁尔说：“相对主义绝对不是对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我们认为，相对主义对于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社会学、制度史和思想史，甚至认知心理学等。这些学科说明了知识系统的多样性，它的分布以及它们的变化方式。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者，那些认为某种形式的知识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与认识科学的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与库恩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把库恩的相对主义思想推到了极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也许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期坦后期的思想影响，也许受到费耶阿本德非理性思想的影响，但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库恩的相对主义思想。
　　1962年，库恩(1922-1996)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掀起了科学哲学一场革命，从此科学哲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历史主义。库恩是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只注重逻辑形式和逻辑演算的做法是不对的，而应该把研究的基础建立在活生生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明了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的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个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有统一的范式作指导，为科学研究活动提供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客观标准，科学研究是相对稳定的；但在科学革命阶段，科学共同体则拒绝接受统一的范式，科学研究不再像常规科学时期那样，因为不存在统一的方法论标准和理论选择的标准，科学革命的结果是以一种新的范式代替旧的范式。因此，从历史上看，科学的发展是不连续的，科学的一切都可能随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甚至逻辑推理规则和评价标准，以及理论、定律、解释、理性等概念本身，也同样以历史条件为转移。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是以“范式”为中心展开的，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但他认为，拥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因此，“范式转移”就像宗教皈依或心理学的格式塔转变，要么一成不变，要么彻底转变。伴随“范式”概念而来的还有“不可通约”概念。“不可通约”表示两个范式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库恩的“范式”及“不可通约”概念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
　如果科学发展是范式发展与范式转移交替进行，而范式之间又是不可通约的，那么我们如何说明新理论才是对实在的客观描述?会不会旧范式更符合实在呢?另外，“不可通约”概念也否定了跨范式理性比较的可能性。这样，库恩对科学的“客观性”与“理性”的挑战，促使了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的兴起。相对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与“理性”，客观性与理性都是对于范式而言的，因此不同范式是不可比较的，它们具有相同的权利，一样地好。
　　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直接理论来源。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布鲁尔、巴恩斯等人，用激进的态度解读库恩的著作，极端化库恩思想中的相对主义，以社会学来取代认识论。他们认为所谓的科学知识，也就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信念。因此，科学知识的建立，就是相信这一理念的科学学派战胜反对派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并不是客观的、必然的，而是偶然的、社会性的。如果反对派的人数更多、效率更高，在争论中占了上风，那么科学知识也就随之逆转了。在他们看来，对称性原则可以用在任何情形之中，因此，在发现的内容与辩护的内容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真理、理性、进步这些最根本的认识论依据，应该让位于具有雄辩口才的权威与权力，最后他们得出了费耶阿本德的结论：占星术与天文学、巫术与医学，燃素说与氧化说之间，在科学地位上没有什么差别，真理、理性与实在这些价值在未来的科学话语中不会有什么意义。
　　三、SSK产生的社会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不仅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直接的理论来源，而且还有复杂的社会背景。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就是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一方面，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借助这个信念，科学在现代文化中几乎取得了惟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对科学持乐观情感，也反映在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思想中，如1959年在布拉格举行的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0周年大会上，为表示对科学方法和科学之社会功能的双重敬意，波兰学者倡议推广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就可见一斑了。20世纪60年代更由于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1963年)发表，特别是其中的“指数增长”模型，“大科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对科学合理性信念的怀疑与批判日益加深。在20世纪早期就有许多科学家反对科学变为一种现代国家的世俗宗教。如恩斯特·马赫和皮里·杜顿就表示出这种担忧。马赫担心科学起源时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变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使得科学家把它作为有效研究手段的科学变为科学家的个人私利，杜顿认为科学根本不能提供对实在的统一理解，它需要社会学家的工作来研究。在经过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以及环境与生态危机等等之后，人们对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有了足够充分的体会。
　　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碰到了来自于由罗斯查克与马尔库塞所发起的“反文化运动”的声音。罗斯查克明确地表示出对“技术统治论”、科学家与作为科学的根基“客观性的意识形态”的不满。不过，当时的科学共同体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讨厌东西，肯定不会影响到科学的社会地位。因为在战后的美国，科学的价值被视为美国社会中一般文化的模式，科学文化是强大的，为普遍主义而斗争，至少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当时大多数传统文化的信奉者，人文主义者都参与这场“反科学的文化运动”，支持那些与科学共同体的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这就是斯诺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一书中所描述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对立。斯诺实际所想表明的是在这两种文化中，正是科学家，而不是人文学者是真正的人道精神的传播者。斯诺暗示，当科学职业把一个人道的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