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主主义的趋向带向未来时，科学家就是整个世界所需要的一种开放的心灵、自由的和民主的传统工具。当斯诺提出两种文化问题时，社会学家就认为他们所追求的人类精神与道德的要求在历史上一直被科学的客观性所压制，认为科学家在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同时，却缺乏道德的力量，特别是他们所掌握的工具与表达的价值能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于是人文学者很快做出了反应，以库恩和福柯的思想作为自己的反击武器。他们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科学在事实上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如此情况果真如此，正是人文学者，而不是科学家是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代表。
　　人文学界对科学的批评，实际上代表人文学界对战后科学的“文化霸权”的反击。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963年英国工党重新掌权后，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提出一个计划，设立了几个交叉学科的教育基金，目的是想提醒科学家，他们工作的价值并不能仅仅归结为其有效的结果，而且还要体现在那些控制大众意识的政治传统中。这一计划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小组的出现，这个小组由一些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构成，包括射电天文学家、《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的创始人戴维·埃杰、化学家巴里·巴恩斯、心理学家和数学家大卫·布鲁尔。他们构成了所谓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SSK的核心。后来的SSK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从这种强纲领中发展出来的，这种新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把注意力放在了科学与政治关系上，并且这种关系延伸到对产生科学知识的实验室中。
　　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后，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哲学、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方法以及对其评价等问题，将在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