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

　　(4)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指导方针是，既要能消除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市场失灵”障碍，又要能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进而提高社会整体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
　　(5)建立和健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促进政府产业政策的完善，并强化其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功能。这可通过形成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超前调节，提高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国家或一地区能在某一或某些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形成国际竞争优势。这是发展中国家构造国际竞争的后发优势的关键。实践表明，这既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功能转换和创新的关键，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核心。
　　(6)形成有效的政府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市场管理的新模式，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环境的建设；二是市场竞争主体的塑造；三是政府与企业产权关系；四是政府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宏观管理模式；五是对高新技术市场垄断的管制和规范能力等。
　　(7)要创造全面提高社会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动力机制。必须强调，长期以来，在政府经济政策目标中，需求政策占据了绝对地位，而供给政策则被大大弱化了。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由于其资源构成和各种资源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的地位和权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技创新人才资源、创业人才资源和新型企业家人才资源等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决定因素。而这些新型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在发达国家，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相对超前，因此，普遍存在着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不足问题，并且这些新型要素供不应求程度会更明显。因此，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就成为发达国家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是借助优惠政策条件体系来有效降低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风险；二是通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基础设施供给规模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的多元化机制。这都要求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要以控减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为基点。众所周知，高风险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高风险是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风险控制就成为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重要目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风险控制方式主要有：一是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税收减免政策支持；二是政府财政直接投入战略性关键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提高一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安全性；三是政府提供科技创业孵化条件体系，降低科技创业人才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和风险；四是提供政府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型人才资源的供给水平；五是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分散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风险。
　　必须指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风险控制能力与一国政府财政收支能力直接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其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状况相关，也与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关。因此，在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来提高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能力。这既能增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政策导向功能，也能大大降低企业市场行为主体风险度，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的形成。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的不到位，由于受其国民经济发展阶段所限，其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上与发达国家的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丝毫不比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供给能力上的差距小。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提供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条件方面的认识不到位，它在这方面的供给职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此，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新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条件和行为建设的重要性，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最佳的发展环境。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飞阶段或成熟阶段，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的手段也要进行全面调整和创新，不能再单纯依赖于优惠政策条件，而要通过建立制度创新的比较优势，来提高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控制效率。
　　因此，强化政府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制度创新供给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基本功能。与其它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品种相比，制度创新供给的主要承担者是政府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绩效的高低和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其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的制度创新条件。21世纪美国经济优越的竞争优势，与其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有巨大密切相关。一方面，而对新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背景，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美国也在及时调整其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如科技移民政策和降低国防R&D经费支出的政策等。国防R&D经费支出在美国科技投入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就呈现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另一方面，为了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美国政府积极为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有利的制度创新条件。如2000年联邦政府放宽对人类胚胎细胞研究的限制。美国是一个宗教保守势力较强的国家，政府经费一直被禁止用于有关人类胚胎细胞的研究。2000年，克林顿在其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中终于取消了这项禁令。由于联邦政府经费在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占有最大份额，大大推动美国在胚胎细胞方面的研究进程。为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美国加强了相关法律环境的规范建设。2000年6月3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全球和国内商务之电子签名法》，确认了电子签名在签订合同、使用和存储文件时的法律有效性，规范了电子商务的法律环境。这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非常有利条件，如该法案承认了电子商务网站中大量存在的格式合同的有效性。为了规范信息产业的发展，2000年5月，美国和欧盟达成了“信息安全港”的协议，使隐私权问题正式进入美国科技制度创新范围。由于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使厂商获得了强大的消费者私人资料收集能力，直接威胁到消费者个人隐私和利益，因此有必要对厂商进行相应约束。虽然美国企业界一直不愿加强隐私权保护，但美国政府还是力排众议，对隐私权保护提供立法保障。这得到了HP等著名公司的积极支持。
　　(8)改善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使政府协调行为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国政府加快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预期和责任都非常强烈；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主权国家政府必须在新型国际分工中获得有利竞争地位，在技术、信息、管理、新产品和服务等配置竞争中处于主动。这要求政府必须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实施适当干预。这要求主权国家政府产业政策的设计和操作的开放化要以培植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竞争与合作机制优势为关键，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提高科技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能力。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产业全球化竞争能力是与其高新技术产业成长能力密切对应的。因此为了提高一国在产业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必须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前提。为此，发达国家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功能不断强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制定和实施国家级中、长期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这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制定跨世纪科技发展战略和计划中有突出的表现；二是强化国家财政能力对研究与开发的扶持，引导社会科技投入规模和结构，提高社会科技投入供给水平；三是加大政府对知识和技术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和条件体系；四是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财政政策，创造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需求，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五是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扶持高新技术企业迅速长大；六是拓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提高对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
　　虽然我国各级政府有干预经济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模式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促进行为相差甚远。①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过多侧重于行政功能，与市场经济要求正好相反；②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最突出地表现在组建国有企业，进入国民经济诸多行业。而在新技术产业化中，政府能直接参与的行业是非常有限的，这使得我国政府传统的经济干预功能难以实施；③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往往导致很多的投资失误，导致重复建设。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如果国家干预导致了投资失误，可能会从根本上扩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周期，加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进而加大我国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国际差距。这比传统经济下我国政府干预失灵的危险要远大得多；④我国政府传统的干功能没有与相应的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发达国家政府干预高新技术产业化，不仅有行政手段，还有与之相辅相成的法律手段。客观上，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制度创新条件难以有效供给，此时借助行政手段的干预功能能弥补制度创新不足和滞后的缺陷。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进入到成长阶段后，单凭行政手段所能实现的制度创新功能就十分有限，同时过多的行政手段可能导致新的制度瓶颈。因此，这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承担全部制度创新功能。从我国情况分析，政府在干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功能还十分有限。实际上，现行公司法、投资法和税法对高新技术创业的限制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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