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明建设路径

。哈贝马斯在他创作于1961年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探讨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产生、发展、瓦解的历史及其社会结构、政治功能、观念与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的转型、政治功能的转型以及公众舆论。虽然哈贝马斯认为“本书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9]并被许多学者认为过分注重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平民公共领域的关注，但其公共领域的理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还是不需怀疑的。笔者在此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就是在其普适意义上使用的。如果我们抽去“资产阶级”的限定语，那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对于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来自汉娜·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的概念，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所谓公共领域，意指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这一领域向所有公民开放，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今天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公共领域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在这个空间中具有话语自由，不受国家的干涉。么共领域是民主得以显现的重要路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由于大众传媒自身的经济利益驱动和现代观念的深入人心，加之政治因素对大众传媒影响的适度调整，大众传媒除宜传党的政策、方针外，传媒在传播信息、实施监督、提供表达等方面逐步拓展了比较广泛的空间。中国的大众传媒在保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逐渐给受众提供日渐宽松的意见环境和表达空间。
　　各种传媒结合自身特点以不同形式，给公众民意和多元意见的表达提供机会。如报刊开设的小言论、读者来信、专题讨论，广播推出的热线传呼，电视谈话类节目广受欢迎，日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其中，还不乏对建构中国公共领域起到很强推动作用的作品，如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南方周末》的《百姓茶坊》、“猫眼看人”，人民网的“强国论坛”等，这些“公地”敢于针砭时弊、反映现实、表达民意。这些“公共空间”对“公共领域”的生成大有裨益。
　　3.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
　　民主的质量取决于公民的素质，需要相应的民主信念、政治文化来支撑。政治文化一直是现代化运动中具有全局影响的一个因素。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培育科学理性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主体政治文化发展观的变革和消除政治发展中的偏见，极为必要。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根本性突破，在于实质性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文化观念的更新。教育是影响政治行为的最有力因素之一。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有了良好的教育体制几乎一切都可能得到改善。胡适立志20年不谈政治，要从百年树人做起。教育如此重要，必须由国家本身提供必要的手段.柏拉图甚至认为拯救国家的惟一办法是运用经过训练的智力。奥斯特罗姆也持相似的观点，即：观念改变现实，人们对事物的概念可以型构生活本身。对公民进行民主法制规范的教育，是使公民对民主、法制“信仰”，建构现代“政治人”，为公民的现代生活进行设计。同时政府也将具备民主、法制的观念并身体力行。
　　在现代社会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席”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在市场政府两分的逻辑基础上，由于过分推祟市场价值，而忽略了政府、第三部门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协调而被“治理”所替代。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更加良好，人民安居乐业”，除了宪政主义的张扬、公共领域的培育之外，对公民的民主法制文化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只手”，是公众自身发展完善的内在需求。
　　在“公共领域”的作用下，人民的利益通过制度化渠道，如人民代表大会等获得表达，人民的利益要求得以输入政治系统，通过政治系统的整合，输出符合人民利益需求的制度、政策和政府行为，使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这其中，人民如何向政治系统表达自己的要求，如何利用政治系统输出法律、政策等制度化的要求就需要一个民主法制教育的过程，来提高公民参政的水平和加速对政治体系产品的认同，同时也提高政治系统维持者、人民利益代表者的素质与能力。
　　4.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利益驱动是社会前进的最基本动力。从遥远的古希腊我们就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财富的增加，文雅生活才成为人们的需要，人文主义的学术研究才开始兴起，诸如音乐、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市场经济对民主、法制要素有着本能的强烈要求，高度的社会和经济发育度是政治文明、民主政治的催化剂、动力源泉。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的发展建基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政治文明的巩固、发展、完善需要有现实经济和社会的充分发展。亨廷顿认为，贫穷才是使民主无法在中进、后进国落地生根的根本因素而非文化。他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利普塞特亦认为：“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一般的论点是，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不受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的蛊惑。”[10]
　　政治大厦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最终离不开经济的客观基础。政治改革的迫切和被重视程度取决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所遭受的阻碍和破坏程度；取决于政治体制中的不同层面与经济改革相联系的密切程度。
　　简单、保守的自然经济排斥开放、进取的民主观念，与政治文明格格不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咀，使民主空前发展，缔造了现代政治文明，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为更高阶段的民主与政治文明奠定了基础。
　　经济发展可以扩大民主的社会基础，可以促进政治文明的发育。“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村民对基层自治所表现的热情，也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提供了证明。”[11]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的需要层次也就由经济层面自然提升到政治文明层面。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已形成了这样的内在发展逻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为动力，通过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采全面推动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形成经济成长、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三者的良性发展。
　　5.执政党的建设
　　政党就是将民意带到政治共同体中的一种民意组织。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执政党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态度以及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措施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成离不开执政党的建构性努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应然”应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党与国家、社会所形成的高度紧密关系，决定了党的组织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