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信仰与构建和谐社会

型期总体上还是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和跃迁。因此，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精神还应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对于这种精神大家较为一致的概括是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其实，所谓的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说到底就是“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现代形式而已。既然如此，这就意味着，当年我们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虽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颇多曲折，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扬弃，而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共产主义的真正内涵是扬弃了传统农业文明又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的未来理想社会形态。因此，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克服信仰危机，重建信仰，绝不是信仰儒、释、道的道德观念，绝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要在更为科学的意义上和更为科学的形态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加坚定地树立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重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内容
　　
　　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而言，重建信仰显然不是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信仰，而是要适应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发生的巨大变革，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较之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时的根本性变化，针对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现实，更新我们的理论思维方式。对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上来理解：
　　第一，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要允许个性自由与个性发展。
　　反思多年来的信仰失误，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中国封建主义传统信仰用集体主义消融个性的误区。这主要表现在，在我们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原则所理解的集体主义中，并未把个人的自主和独立看作它的基本前提，因而常常把集体和个人、集体主义及其发展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在许多人的观念里，讲求集体主义就意味着必须抛弃个人利益、个人发展，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服从集体需要。共产主义是要坚持集体主义的，但这种集体主义是“人和人之间矛盾”、“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首先需要的是真正独立的个人和自由发展的个性。现在，中国已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普遍的社会交往形式，它不仅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需要创造条件去发展人们的个性，促进个人的自我形成和实现。因此，当人们从那种无法容忍个人发展的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时候，必然对过去那种旧有的信仰表示怀疑，进而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动摇。我们要克服这种信仰危机，就要允许个性自由与个性发展，这是使个人走向自主发展道路的重要路径，不但不背离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而且日益接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第二，在处理信仰的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把握信仰和理想的尺度。从信仰作用的机理上看，信仰是在终极价值目标上给人们提供一种动力，但这种终极关怀绝不是宗教式的对一种悬空彼岸的关怀。信仰有生活信仰、道德信仰和终极信仰之分，这三种级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是一个不断地跃迁的有机整体。信仰是对理想的一种把握和持有，而理想也是有生活理想、道德理想和人生最高理想之分的。三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对应性。过去我们往往忽视信仰和理想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也是我们重建信仰要把握的一个基本点。
　　如前所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形态，无疑是具有一定的终极理想这一本质特性的，正因如此，它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但是，这种社会理想又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意义上，它不但具有终极理想的感召性，而更重要的是还具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静态时空点，而是一个理想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但是一种对最高社会理想的终极关怀，而更重要的应是一种现实把握。而且即便是从人类社会理想角度对共产主义终极意义的把握也要把它置放于人的总体解放和自由的最高终极意义中去理解和把握。
　　确认信仰和理想的级态性，就是要把共产主义这种终极社会理想具体地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信仰和生活信仰之中，使之具体地转化为人们全部行为的具体动机。当然，这种确认绝不是把信仰功利化和世俗化。功利化和世俗化严格的意义上是一种无信仰的状态。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确立后比较明显的负面效应，而重建信仰正是要克服这种负面效应。
　　我们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比较科学的现实信仰目标。因为，它上可跃迁到共产主义信仰的最高级态，下可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具体信念之中；它既不是一种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理论体系的悬空，也不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或经济政策的功利化。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把它作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还有待于更进一步地展开和探索。
　　第三，在处理信仰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机制关系时，要把握好时代的脉搏。总结中国社会信仰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看到，信仰在社会发展和社会运作机制中的地位总是不断变动的。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前，主要的问题是信仰的政治化。在那种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社会运作机制中，政治和信仰之间的必要张力完全消失，信仰失去了它对政治的应有的牵导和矫正功能，因而当政治导向出现偏斜的时候信仰不但失去它应有的效力而且会对这种偏斜起一种强大无比的加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转型导致的政治变革必然带来严重的信仰危机。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后，有可能出现和已经出现的问题，是信仰的经济化。信仰的经济化也就是信仰的功利化。信仰失去了它对社会发展和人生导向的神圣性。信仰消失在功名利禄之中，功名利禄成为人们行为中唯一的本能的信仰。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失去了它对社会经济运作状况的理想检视功能，从而使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在人性层次上缺乏约束而放纵自流。
　　信仰重建恰恰需要的是恢复它的“文化中介”地位。从社会结构系统看，信仰乃属于社会文化系统的价值观念层面，在这个由人们的功利观、道德观、理想观、人生观等而构成的复杂系统中，信仰由于它的超越性和理想性居于最高地位。它的作用的发挥，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作用于人们的功利观，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作用于人的道德观，通过当下与终极的关系作用于人的社会理想观，通过对以上诸种关系的内化融合形成一种民族精神。就是说，它的作用的发挥必须经过文化的中介而实现。正因文化中介的缓冲作用，信仰才有可能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运作实现一种理想性的检视和文化性的矫正，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和朝着理想目标前进。
　　总之，理想与信仰是对现实的超越，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科学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信仰,也是全国人民在新世纪应该重建和坚持的唯一能够指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信仰。我们必须切实加强信仰信念教育，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教育人民、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思想统一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