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交融与互动

自主等口号，积极参加政府决策和治理，参与本国的选举、司法维权和促进民主化等方面的活动，坦桑尼亚的NGO还与执政党一起讨论国家修宪问题，尼日利亚的NGO积极推动本国的良政、人权、法治、新闻自由等活动。亚非拉一些NGO有时还直接参与反政府的抗议和示威活动，给执政党的统治带来了程度不同的挑战。
　　
　　(二)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挑战明显增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的推动，信息社会所带来的资讯获取的便利和人们通讯交流的便捷，使得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外部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国家传统的执政体制及方式遭到挑战，执政理念受到外部思想的冲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学者就认为，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压力，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变革的因素。西方的民主、良政、政权、自治等观念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亟待寻找新的应对方略。
　　西方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强大的实力优势，加紧推销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赤裸裸地向许多发展中国家输出“政治民主”。美欧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表示，其在全球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扶植政治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扩大民主国家，还声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非洲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公开指责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当局“限制了民主”、“削弱了民主”、“剥夺了自由”，推行的是“暴政”。美国还于2004年初推出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期望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改造中东和阿拉伯地区，欧盟也极力配合美国着力推进这一进程；西方又利用经援、人道主义援助等手段对非洲几十个国家及个别亚洲、拉美国家进行威逼利诱，以实行多党制、自由选举等作为其政治民主的衡量标准，要求受援国家“对号入座”；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
纪以来，西方相继把叙利亚、苏丹、伊朗、朝鲜、缅甸等多个发展中国家认定为所谓的“暴政前哨”、“邪恶轴心”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公开的打压、政治干预，甚至公开号召民众起来推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专制政权。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把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压力付诸行动。它们相继对前南斯拉夫、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朝鲜、缅甸、津巴布韦、海地以及部分独联体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实施经济制裁，甚至直接进行军事恫吓和军事打击。西方国家还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一些国家的反对党、反对派，如柬埔寨的森朗西党、埃及的穆兄会、津巴布韦的民革运、蒙古的民主党等，来对本国执政党施压。它们还通过资助在发展中国家部分从事政治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来进行分化、渗透。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部分NGO，暗中支持和怂恿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缅甸等国的反对派掀起“颜色革命”，支持津巴布韦、肯尼亚等国的反对派向执政党发难，并在把前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赶下台上起了很恶劣的作用。西方国家还利用宗教活动，借传教布道之机，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推销民主思想理念，影响其国民的价值取向。俄罗斯学者维克托·皮罗任科近期就强调，美国“传教团”比共和党人布什的单边行动对世界和独联体国家构成的威胁更大。
二、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主要应对举措与制度安排
　　
　　近些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面对内外政治压力，注意从本党本国实际出发，在推进本国民主化的总体目标下，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政体改革和政策策略上的举措。
　　
　　(一)在内外环境制约下，不得不或者被迫实行多党制，并结合国情进行制度改造。面对政党政治的世界性民主化大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没有逆潮流而动，而是推行多党制，实行政治多元化，定期进行公开、透明与自由的选举，在形式上向西方所要求的多党民主体制靠拢。至今，在1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已有大约130多个国家不得不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剩下的多为无党制国家。
　　还应看到，那些实行和后来改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执政党，许多不是机械地照搬西方多党制，而是根据自身国情进行了必要的制度性改造，即所谓借“西方的壳”，筑“自己的核”，探索建立符合自身政治发展要求的多样化的政党制度，表现在：一是拉美少数长期存在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的国家(如牙买加、圭亚那、哥伦比亚等)实行了两党制。二是多数国家建立了“一党主导”型的多党制，新加坡、埃及、突尼斯、安哥拉等实行的是一党独大、多党陪衬的政党制度，贝宁等实行一党主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南非、马来西亚等实行的是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三是俄罗斯、委内瑞拉、中亚等国实行以政坛强人为核心的多党制，政权党主要依靠政治强人而起作用，其他政党允许存在但基本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约旦、摩洛哥、伊朗等国也在多党制名义下实行威权领袖型体制。四是非洲的科特迪瓦、索马里等和拉美左翼当政的部分国家以及亚洲的一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