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关系

鹿就会逃脱。背离者就可轻易得到兔子，而其他人则一无所获。如果人人都去追兔子，那么人人都可能有机会抓住兔子。在这个博弈中，每个猎人的优先选择顺序是CC(相互合作)>DC(单方背离)>DD(相互背离)>CD(得不到报偿的合作)。只有在每个猎人都确信别人将与之合作时，合作才有保障。共同努力以得到合作的成果—得到“鹿”的愿意，制约着每个人背离的企图。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把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到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地位。在经济的“猎鹿”行动中，最大限度的赢得本国利益。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美中两国虽然在经济上发展依然顺利，但进人20世纪90年代，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间题、市场准人间题、监狱劳动产品问题，以及纺织品的贸易问题等存在分歧。围绕这些间题，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十分艰难而激烈的谈判。就属于“猎鹿”博弈，使双方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了双赢。
    中国加入WTO组织，电为欧洲与中国加强贸易往来，实现经济发展提供了“猎鹿”博弈的舞台。
    3.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关系中要避免“囚犯困境”博弈    “囚犯困境”博弈，假设A和B是两个涉嫌合谋杀人的同案犯，并已被警方分开关押。这时，每个犯人都有作出交代或否认罪行两种选择。导致出现以下四种情况:
    (1)两人均不交代(两人合作)，司法部门因证据不足，只能以较轻罪名(如非法持枪)将两人各判1年。

    (2)如果两人均交代罪行，则两人都可被从宽处理，每人判刑5年。
    (3)A坦白并揭发B,A很快得到从轻处理，B则被判刑20年。
    (4)B坦白并揭发A,B很快得到从轻处理，A则被判刑20年。
    由此可见，如果A,B均不交代，则两人损失最小。但被隔开的A,B两人无法知晓对方的真实想法。一方担心另一方会交代，从而使自己遭受最大损失。如果自己主动交代并揭发对方，自己可以获得最大收益，损失最小，对方则损失最大。但若对方同样行动的话，双方均要遭到同样的不少的损失，所以，双方的合作战略是不可靠的，而不合作战略也不能避免损失。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就是“囚犯困境”。美苏双方相互缺乏信任，要想达成共同的裁军协议极其困难，而单方面的裁军则可能会使自己失去优势甚至处于劣势。所以，双方的军备竞赛日益加剧。
    又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为例，1962年2月3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宜布美国对古巴进行全面的禁运。古巴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美古关系紧张和破裂后，特别是1961年5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后，苏联加紧改善同古巴的关系。8月31日，美国从侦察机拍摄的空中照片上看到了古巴开始安装苏联的防空导弹，也看到了运载的对地导弹驶向古巴的苏联船只，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对古巴的空中侦察与监视，并对古巴全面封锁，以迫使苏联撤走安装在古巴的导弹及苏联专家。此时苏美的处境就是“囚犯处境”，如果双方缺乏信任，就有可能引发两国间战争，所以，“囚犯处境”在国与国之间一且产生，大家不加以克制，就有可能引发战争危机，一旦战争零界点一突破，双方开战，双方都是失败者，经济损失和国际地位损失不可预测。值得一提的是，古巴导弹危机使人类面临着一场热核战争的严重危险，在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美苏两国领导人表现了克制态度，相互妥协使危机逐步降温。
4.在博弈中，应避免“鹉件相争，渔翁得利”的结局
    在我国的《战国策·燕三》中一个寓言说，蚌正在张开壳晒太阳，鹏去啄它的肉，被蚌夹住了嘴。双方相持不下，结果被渔翁一起捉住。这就是“鹏蚌相争，渔翁得利”。比喻双方争执不下，两败俱伤，让第三者占了便宜。在我国战国时代，东方的六国互相争夺，后逐一被秦国攻破吞并。就是这一博弈的典型事例。国与国之间一旦出现鹅蚌相争，在博弈中可能双方都不是赢家，赢家可能是鹅蚌场外的第三国。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也曾有过这样的例子。
    以1960—1969年中苏关系为例，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苏联撕毁同中国签订的几百个工作合同和协议，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1962年苏联竟在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并不断制造边界冲突，直至1969年公然出兵侵犯我国珍宝岛。在此期间，中苏关系的恶化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在这“鹏蚌相争”的博弈中，中苏两败俱伤都没能成为博弈中的森家。
    又以196019$9年间的美国、西欧、日本的经济为例，美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侵朝侵越战争中损失巨大，实力衰落，经济实力也有所下降，而与此同时，西欧和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美国，成为与美国并列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心。在美国实施霸权主义扩张的时期，西欧和日本却注重经济建设，享有了同一时期经济命脉的“渔翁之利”。
    三、对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关系的展望
    (一)全球格局—“一超四强”
    20世纪$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瓦解后，取而代之的是多极格局过渡的“一超四强”格局，其中“一超”指超级大国美国，“四强”指军事大国俄罗斯、经济大国日本、政治大国中国和地区经济集团欧洲联盟。由于这次格局的转型不是通过传统的大型战争而是以分阶段的和平方式实现的，因此它必然有一个较长的、渐进的过渡期。
    从全局上看，全球性力量的日益分散化使美国“一超”与亚欧“四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趋于复杂，也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木主义国家和亚洲政治大国(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更趋复杂化，传统的均势政策依然是全球稳定的幕后监护者。
    然而，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之争已成为21世纪的主流，由于各国在防止核扩散、控制地区冲突、打击恐怖主义、保护生态资源等方面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抗日益让位于合作，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也让位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当今主题。经济利益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而上升为过渡阶段国际关系的主要支柱。但应该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肯尼迪总统上台，提出‘，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实质是运用和平与战争的反革命的两手抓策略，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亚、非、拉地区搞新殖民主义。在这之后的历届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的对外战略常有变化，其间有张有弛，但称霸世界的目标和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