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十三五”规划制定中发挥智库作用的建议

摘 要： 国外已有人把智库看作是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 国内实现从传统决策到现代决策的转型较为缓慢，教训很深。目前，政策决策咨询类智库时代已经开启。建议在陕西 “十三五”规划制定中充分发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软科学各类智库的作用，包括借鉴上海等地决策咨询委员会的经验，构建以“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为具体操作平台， “省信息中心”为信息支持平台的决策咨询新模式；以虚拟形式整合省社科院，省社科联和省科协及其所属各学会、研究会，省教育厅及各高校，省科技厅及所属各研究院所等力量，形成我省政策决策咨询类智库体系，在已有经验基础上，探索打造“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升级版”。 
　　关键词： “十三五”规划； 各类智库； 省决策咨询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4-0052-03 
　　随着知识经济发展和决策体制机制进步，国外已有人把智库看作是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今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呈送的《新时期加快我国政策咨询类智库建设的建议》上批示“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9月5日，他又在《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标准之一是看“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中国在“努力建设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包括“把发展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地结合起来”。显然，时代已经发出了呼唤政策决策咨询类智库彰显能量的最强音，中国“政策决策咨询类智库时代”已经开启。因此，建议陕西可先试行在“十三五”规划制定中充分发挥各类智库在政策及决策咨询中的作用并摸索和积累相关经验。 
　　本建议并非全面思考我国决策体制机制改革，它仅注目陕西在“十三五”规划制定中充分发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软科学各类智库作用的具体机制改进问题。 
　　一、沉痛教训迫使中国走向“智库时代”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实现从传统决策到现代决策的转型较为缓慢，以往决策主体单一，决策权力过分集中，“谋”、“断”不分，对专家作用发挥不够，失误连连，教训深刻。有资料显示，自新中国建立至“八五”期间，“在大约2万多亿元的总投资中，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至少有1万亿元”，失误率竟然接近一半。其中，在改革开放后的“七五”到“八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重大失误率也在三成以上，经济损失约为4000-5000亿元。据国家审计署调查，仅2006年，10个中央企业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就高达145亿元。这些沉痛教训表明，必须迅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加快政策决策咨询类智库建设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实现决策体制机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有句民谚说得好：对各级政府而言，“什么钱都可以省，就是教育和决策的钱绝不能省。” 
　　目前，我国各类智库数量已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其中，党政军智库（俗称“官方智库”或“官脑”，如政研室、决咨委、党校、行政学院等）、社科院、高校和民间（含企业）智库四种类型均很活跃，六成分布于在东部沿海地区；占体制优势且贴近决策层的各种“官脑”，特别是目前近2/3的各级地方政府已组建的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则是支持决策的主力，近年发挥作用明显。[1] 不久前，教育部公布《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确定了以全国151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主阵地”，[2] 拟形成“以学者为核心，以机构为平台，以项目为抓手”的格局，力争使高校智库成为“新型智库排头兵”。[3] 另一方面，我国智库水平（含创新能力）和作用还远未满足决策层的需要和期望，突出表现在立法缺失，智库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体制机制不顺，智库竞争有限而使“官脑”不太发达，其研究内容碎片化，对战略性、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较少，民间智库则缺乏与政府直接交流的平台和渠道，[1][4] 等等。据说，在中国已有的2000多家智库中，国外承认的只有400多家，其余的因研究水平不高、真知灼见不多尚未形成明显影响。[4]作为中国“官脑”代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学者建议，应“建立国家智库发展经费支持机制”，“鼓励和推动各类智库之间的良性竞争”，包括“官办智库应当与民间智库对接，成为民间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渠道和平台”。[1] 中国“官脑”另一代表的国务院参事室“世界智库比较与中国智库的发展建设”课题组也建议，国家应“加强对智库的财政支持和监管，提高政府对软科学项目的经费支持”，还要“注意对智库产品和智库的两类评价” [4]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