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建构有巾国牯色硇企业伦理

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要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加强公民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建立严格的信用制度，规范契约关系。各类经济主体都要守法经营。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偷税骗税、经济欺诈、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江泽民同志的这一精辟论述，阐述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伦理的基本内容，并从方法论上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其次，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必须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法律和道德作为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是维护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法律以其强大的威慑力量要求人们“必须怎样”，道德则以劝诫、诱导、激励要求人们“应当怎样”，二者一个重在惩罚，一个重在教育，都是健康的社会不可或缺的。
　　因此，企业伦理必须在与相关的法律相互协调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而相关的法律只有在与企业伦理的相互支持下，才会在企业运作中更具强制力。“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是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这意味着建构起来的企业伦理既要体现时代特点，又要有民族特色。中华民族自古就被称之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传统美德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凝结为崇高的中华民族精神，展示了优良文化独特而又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当代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概括为七种内在的要素：(1)面对生存的困厄，中国人倾向于胸怀强烈的“忧虑”或“深切的关怀”(忧患意识)，这导致了忍耐、宽容、追求和谐的美德，促成了自强不息和锲而不舍的精神。(2)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在普通人中产生了一般的变通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则是创造性的意识。(3)儒家对教育的强调，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向他人学习，吸收西方知识和西方价值观念的热情。(4)通过这一学习过程，所有的儒家价值观，都依其对维护个人忠诚与社会和谐或民族凝聚力的潜在贡献，而获得了新的评价：信、礼、诚、敬、忠、孝；以及居于次要地位的“俭”、“劳”、“亲”等美德。(5)显著的德性“仁”、“义”，被赋予了普遍的和现代的意义，被解释成产生政策和支持政策的德性，它们为经济制度和规则提供道德基础。
　　因而，政府的政策和管理者自决策应由仁(理解为不自私和关怀他人)、义(作为公平竞争、公平、合理)所指导。(6)智的德性(智慧)对于现代性显然举足轻重，不仅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而且是在认识的意义上，特别是在战略和战术筹划上。(7)对经济发展极具意义的要素就是在一般公众中流行的追求利润的实用主义。孔夫子发现，事实上，“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他愿意看到每个人都成为“君子”。但他并不否认，求利要么是根基性的，要么是不值得追求的，只要义意味着追求利益总是用于、优先权总是给予公众的善(公利)。孔子强调公平地分配财富，孟子和《大学》提到了创造财富重要性，以使民众丰衣足食一一儒家伦理在这个方面常被错误地否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小人”和“君子”在经济发展中就拥有了各自的角色。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除了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外，还应包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古代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它激励着共产党人走过了社会主义创立和改造时期的艰苦历程，并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的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副企业伦理进步是企业追求品质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市场竞争是推动企业伦理进步的主要动力，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企业伦理进步的程度就会越快。因此，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伦理将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