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政党政治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交融与互动

止成立宗教政党或从事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活动，彻底割断了穆兄会政党化、合法化的渠道，有效缓解了其对执政党的压力。2009年初，赞比亚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领袖、总统班达借赞航空公司(《邮报》拥有25％的股份)拖欠政府高额税款和债务问题，对反对派《邮报》进行整治，并乘机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南非非国大等一些国家执政党在避免宗教干政、宗教政治化的同时，又注意借重本国的教会势力来为执政党掌控政权服务，利用宗教的道义力量与较高威信来安民和降服不安分势力，收到较好效果。
　　
　　(五)综合应对西方的分化和渗透，同时又注意吸纳国际上的一些进步思想理念及基本做法。面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压力，许多国家执政党都注意做足姿态，部分地回应西方对其提出的某些政治民主要求，以形式上的让步来换取实质利益的维护，允许本国反对党在体制内开展有限度的竞争，给予反对党一定的生存空间。如埃及民族民主党近来进行修宪，首次确立公民权概念，叙利亚复兴党近来扩大了公民的结社与言论自由权，特赦了一批政治犯。坦桑尼亚、蒙古、中亚等诸多国家执政党主动或被动邀请西方观察员来“监督”其大选，以显示其民主、透明和公正。非洲多数国家在政治上已不再回避甚至主动使用民主、良政、自由、监督等概念。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中央委员佐海尔·穆扎法尔就强调，巩固民主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唯一途径，认为“民主是既不能倒退，也不可滥用的坚定选择”。
　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确保其执政地位与安全，非常重视防范西方的渗透、干预和破坏，一方面对西方的政治施压或曲意指责能够坚守立场，如新加坡人行党、突尼斯宪盟对西方指责其搞威权政治，敢于正面回应，开展适度、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对西方通过非政府组织、反对派插手本国内政严加防范，包括俄罗斯、越南、南非、叙利亚、加纳、尼日利亚、埃及等多国执政当局为此制定了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本国活动的法规条例，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其活动内容严加控制，发放许可证，特别是对涉足政治领域的国外非政府组织高度警惕，防范其与国内反对派联系和勾结，但在方法上内紧外松，避免给对手提供攻击的口实。此外，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对外交往中，都比较重视治党与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与借鉴，注意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本身的一些有效机制和成功做法，从而提高其执政能力，实现长期执政目标。
　　
　　三、发展中国家应对内外政治民主压力的得失及相关思考
　　
　　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针对内外政治民主压力和挑战时，所应对的矛盾焦点有所不同，所采取的举措各有侧重，因此所取得的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多数国家可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少数国家则留下惨痛的教训。
　　
　　(一)任何一种执政体制的确立都必须切合本国国情，反映国内大多数人的意愿与利益诉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也是本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民族宗教传统等因素的高度凝结，这是决定一国政治体制要素组成的现实基础。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因此一国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也不可能是一种模式的，而是丰富多彩的，迄今并没有任何依据能证明哪一种政党制度、政权模式是公认的典范，一定优越于其他类型的制度。只要能够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较好地改善民生，保持政局和社会稳定，实现高效施政和政府廉明，这样的政党制度、政权体制就必然是适合本国国情的、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拥护的政治制度。新加坡、突尼斯、俄罗斯、坦桑尼亚等国执政党并没有模仿和套用西方政党制度标准，而是根据自身国情进行设计，甚至敢于顶住西方的政治民主压力，其所确立的政党制度运行效果较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部分独联体和非洲国家基本上是以西方政党制度为蓝本，盲目照搬西方来构建本国的政党制度，有的还以此作为融入西方世界的跳板，或以此换取西方的经济援助，结果反而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导致国内党争不断，利益集团厮杀激烈，造成国家政局动荡，有的甚至引发军事政变，以致经济衰退，人民生活困苦。像乍得、几内亚比绍、格鲁吉亚等就是写照。
　　
　　(二)执政党应以变革精神对待本国的政治体制，及时调整，善于进行制度创新。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执政党作为本国政治生活的主导或引导力量，应当把握时代脉搏，适应形势变化特点和要求，敢于对传统的政权体制、政党制度进行适度和必要的调整革新，改革过时的体制机制，补充新的内容，使之保持一定的生机与活力。执政党要以开放的战略眼光看待当今的世界，打破意识形态的樊篱，善于吸取对己有利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对某些普遍适用的机制规则，可以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突尼斯、坦桑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巴西、秘鲁等诸多国家执政党近些年来都进行了权力体制的改革，针对宪法、党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