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区中介组织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而这个难题也是社区中介组织自身难以克服的，需要借助政府的规划和社区单位的协助，才有可能解决。
　　另外，内部管理问题制约了社区中介组织的发展。在调查的116个社区中，社区中介组织的管理模式大多数为简单的两层管理（占74.1%），只有一些大型的老年协会或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实行三层（共12 个，占10.3%）或三层以上管理共6个，占5.2%）;“说不清楚和没填的”共10 个，占10.3%）。调查发现，67 个组织有正式的章程，39个没有章程。年终要向社区或政府部门汇报工作、上交总结材料的组织有70 个（占60.3%），不需汇报工作的有29个（占22.4%），另外2 0个没有回答 。60.9%的组织认为已经“实现了民主管理”；36.4%的组织“重大事情全体会员商量，一般事情由负责人决定”。在组织负责人产生的方式上，6.0%是政府指定的，46.6%是社区指定的，20.7%是等额选举产生的，6.9%是差额选举产生的。还有8个组织不知道自己的负责人从何而来。社区中介组织规模不大，便于管理，便于成员间面对面沟通。简单的两层管理模式灵活且适应性强。成员共同协商管理社区组织，民主决策，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然而，这些管理上的优点很容易被负责人产生方式带来的负面效应所抵消。调查发现，由社区指定的负责人已经占到接近一半，在实行选举的社区组织中，等额选举的比例远超过差额选举，几乎是其3倍，更有甚者，8个组织的成员竟然不知道其负责人是怎么产生的。没有选举，就难以代表民意，就不能真正体现中介组织的自治性、民间性等特点，最终也难以承担社区中介组织应当承担的社会功能。当然，武汉市社区中介组织还存在着对社区中介组织发展的培训及指导缺乏，以及社区社会资本的发育水平不高等限制因素。
　　
　　4对发展社区中介组织的建议
　　
　　（1）完善法律及政策框架。颁布的法律和相关管理规定应结合社区建设的现状和各地实际情况，坚持灵活性原则，将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纳入其中，从而既实现组织自身的发展，也为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应该明确政府、社区中介组织和相关机构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合理划分各自权限，政府应依循“市场监管、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改革路径，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实现自治，将本属于居民自主权的部分回归至其应有面目。
　　（2）规范注册、管理和监督。社区中介组织在注册过程中应遵循“删繁就简”的原则，明确其成立时具备的条件和提交的文件，不再由街居委会逐级上报，增加审批链条，应变审批制为核准制，从而降低其初始的设立成本。
　　在管理模式上，可以尝试由社区居委会对其进行管理的方式，这样居委会逐渐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整个社区的战略规划、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3]
　　在监督方面，应完善包括同业互律，内部自律，外部他律等监督方式在内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外部舆论和独立审计和监察部门的作用，同时应尽早完善中介组织营运的信息披露制度，明确其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方式：包括其事务办理的公开透明，财务数据的真实可靠，服务对象的构成等等。
　　（3）建立多渠道的资源获取和使用机制。目前，社会捐助（主要包括有奖募捐基金的投入、社区服务收入的再投入、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的职员、个人捐赠等）是社区中介组织的重要资金来源。随着社区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社会捐助的资金将不断增长。另一种资金来源于社区内部居民缴纳的会费或者类似收入，如部分的有偿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同时可以考虑抽取一定比例的各级政府社区预算资金、民政事业费中的部分福利费、已成为分支产业的社区服务项目上交的管理费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收入中的部分资金，建立“社区发展基金”。
　　在人力资源的获取上，要充分发挥德才兼备的退休及其他闲置人员的作用，同时也考虑可以从一部分从事社区挂职锻炼的大学生和具有志愿与献身精神的其他人员之中选聘，同时建立合理有效的考核体系，对中介组织的运行绩效进行考核，从而确定人员的工作业绩。
　　在资源的使用上，要建立资源使用的信息公开和审计制度，完善现有的《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