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分析

    由于从未有人给白诗全面作注，所以潜在的误解恐怕还会有一些。上述几例仅仅是在对白诗进行校勘时暴露出来的。当然，白诗校勘中属于不明时事和当时用语习惯而致误的例子要更多一些，但上述例子说明，即使是白诗中的典故和书面成语，嘲笑白诗“老妪能解”的宋人也未必全部读懂了。
  二 讽谕诗中的口语词
     另一方面需要弄清的是，讽谕诗中使用口语词或当时俗语的情况究竟怎样呢？以下是在讽谕诗中出现的口语词：
    夜来（《观刈麦》） 一种（《白牡丹》） 平封（《悲哉行》） 孜孜（咨咨）（2，《燕诗示刘叟》、《五弦弹》） 好去（《送王处士》） 不中（《纳粟》） 可能（《夏旱》） 可独（《虾蟆》） 呀呀（《放鱼》） 随分（《续古诗十首》） 巴篱（《买花》） 亚（《和松树》） 好是、蕟（《有木诗八首》） 不教（《上阳白发人》） 来来（《新丰折臂翁》）（《昆明春水满》） 耳冷（《城盐州》） 弄（《西凉伎》） 趁（2，《八骏图》、《陵园妾》） 苦（苦寻常，副词）（《牡丹芳》） 可（可殿铺，动词）（《红线毯》） 将（侵将、驱将，助词）（3，《新丰折臂翁》、《西凉伎》、《卖炭翁》） 亲情（《井底引银瓶》） 般载（《官牛》）
以上计25个词语，29个用例（6）。按篇数计，平均每六篇才出现一例。应当说，这些词语在诗中所起的只是一种点缀作用。就这些词语的来源看，有些已见于六朝人诗，如一种（一样）、随分（7）；有些屡见于白居易之前的唐人诗，如夜来、好去、亚（压）、好是、不教、鲅鲅、苦等（8）；有些见于韩愈等同代人诗，如咨咨、呀呀（9）；还有些曾见于王梵志诗、寒山诗等通俗诗，如趁（赶）、弄（表演）（10）。还有些词语，在白诗之后屡见于晚唐人诗，如来来（11）。余下的词语基本上可以从其他文献语料中找到用例（12）。只有极少数词语，仅见于白诗，甚至意义至今不明，如平封。当然，讽谕诗中还有大量直接来自政治和其他社会事务的专用语词，不仅与其内容有关，也影响到诗的语言风格。但这些语词与口语词的性质有别，其使用效果也应另作考察。总的来看，讽谕诗使用口语词的情况在整个唐诗中并不算突出，也不如白居易本人在其他诗作中使用得那样普遍。由此可见，讽谕诗在语言上不但完全符合唐代文人诗的一般规范，而且应当说是属于比较古典的。
     三 关于白诗的“浅切”和“俗”
     如果讽谕诗语言运用的情况确实如上所述，那么又如何解释包括讽谕诗在内的白诗在整体上被普遍认为“浅切”、好懂的原因呢？事实上，判断一篇作品是否好懂，口语化或近“俗”并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标准。合于书面语规范（哪怕是章奏表状那样的规范）与明白好懂，也并非相互排斥。白诗的“浅切”真正来自口语成分的并不多，而是在文人书面语范畴内、合于文人创作传统而又经过作者努力发挥形成的一种语言风格。它与唐诗一贯好懂的语言风格是一脉相承的，白居易只不过在可允许的范围内使这一风格体现得更为充分。这种语言追求，在讽谕诗和白居易的其他创作如长篇歌行、律体诗中，也是基本一致的。讽谕诗只是由于完全针对政治生活，在其中更显特殊一些。
    其实，讽谕诗由于涉及很多政治事务或社会风俗的细节，对于脱离当时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人来说，是有其特殊难懂之处的。要不然它也不会成为陈寅恪等学者研究唐代政治史时给予特别关注的对象。可以这么说，讽谕诗在白居易全部创作中是相对难懂的，有不少细节的难点；但在文人政治诗的创作传统中，拿它与类似的文人创作相比，则无论是其中的兴寄体诗还是政论体诗，都是最好懂、读者群最广泛、最易入人心的。它难懂的原因，大多与语言无关，这里不必多说；它好懂的原因，也不在于口语化或近“俗”，而在以下几点：
    首先，讽谕诗题旨清楚，被作者以各种方式在诗中明确揭示。这是由讽谕诗的创作目的决定的。即便是其中采用比兴寓言手法的作品，其真实旨意也没有被有意遮盖。对于阅读来说，这一点是决定性的。人们阅读作品总是从整体上着眼，题旨明确，细部即便有一些费解之处也容易被忽略。讽谕诗中唯一一篇在题旨上有争议的，是《题海图屏风》。作者在题注中只给出了时间线索：“元和己丑年作。”由于传本或刊落此注，宋人因而出现一些臆说。当然这也说明，这篇兴寄体作品的内在提示不够清楚，但这只能算是一个特例。由于题旨清楚，讽谕诗与文人兴寄诗、政治诗中相当一部分遥深惝恍、言此意彼、隐约其词的作品区别开来，也使注家的索隐功夫无处施展，自然对它不屑一顾。
    其次，合于一般书面语规范恰恰是白诗易懂的重要条件。诗由于其形式的特殊性，往往不能不裁剪自然语言，或违拗一般语言习惯。为追求“陌生化”效果，诗人往往还会进一步在语言上拆解创新，进行各种试验。韩愈一派险怪诗风，在白居易之前就在从事这种试验。例如同样是政治诗，题旨也基本清楚，但韩愈的《元和圣德诗》就比讽谕诗难读得多。显然，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有意反诸其道，向另一方向寻求创新，句子尽可能平易，与一般书面语保持更多一致。就用典而言，讽谕诗在全部白诗中用典是比较多的，如果放到六朝诗中，或许也会遭到钟嵘“殆同书抄”的批评。但在业已形成的文体规范和创作习惯下，白居易这样做并不显得特殊，甚至是不得不为的。然而，白诗的用典一般并未造成理解的障碍，除所用典多为所谓“易见事”外，更重要的是典故的所指在诗中都非常明确，与明喻的作用差不多。这有些类似一般文人章表书启中的用典，只是为适应文体和交际需要，显示文采和学识，绝不会因用典影响意思表达（13）。相反，对某些诗人来说，用典成为一种特殊文学手段，就会借助用典有意造成意义隔断，以致出现典故虽句句皆明、全篇仍不知所云的情况。另一方面，合于书面语规范当然也意味着避免过于随意的口语化表达，口语词的选用应十分慎重。具体来说，就是要选择那些与书面表达基本一致、最容易融入书面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而不是单纯为追求新奇效果特意选择那些与书面语迥然不同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反观韩愈、卢仝、刘叉等人的诗中，恰恰有大量属于后者、为求新奇而使用口语词的例子。
    再有，言事真切、议论实在则是作品获得广泛共鸣的内在保证。讽谕诗所言大量时事是当时人最为熟悉、最容易引发关注的。客观地说，讽谕诗中写得好、最为流行的也是一些叙事十分成功的作品，如《买花》、《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等。相对于叙事因素，用典与否对于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已不是很大。此外，讽谕诗的议论十分激切，但并不高深，所言皆是世情常理。作者的议论也始终在向一般社会舆论看齐，以能代表一般舆论为目标。讽谕诗中也有一些基于个人生活经验提炼出的主题，如《悲哉行》写求仕艰辛，《井底引银瓶》写“淫奔”悲剧，但这些个人经验不仅完全可以公开，而且由于其普遍性和代表性，往往引起读者的更多共鸣，使讽谕诗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谏章奏书。内容的空洞化或私密化，思想和情感的极端个人化甚至诡异化，其实是许多作品走向晦涩的真正原因。个人化、私密化在很多情况下会真正导致非常琐碎无聊的小气、俗气，这种俗是语言上的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的。相反，讽谕诗是那个时代最为公众化的文学创作，白居易也是最为公众化的诗人，这种公众化自然要寻求一种最容易被公众接受的表达形式。这原因就不仅仅是形式的或单纯文学趣味的了。
    既然白诗，包括讽谕诗，如此浅切好懂，那么这是否就必然意味着宋人所谓的“俗”呢？在诗歌批评领域里，“俗”是一个应用对象十分宽泛甚至随意而且随时间间距而变动、随评价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负面评语。接近世情、内容普通、情调不高的被称为俗，新兴的、特别是有民间下层背景的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俗，使用过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称为俗。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题材，只要在评论者看来使用不当，太冒险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视为俗气。鲍照曾被齐梁人视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视为俗，其他小一些的诗人更不必说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白诗特别被宋人视为“俗”的确切所指和涵义何在。
    我们不否认白诗在总体上，特别是在与其他诗人（如韩愈、李贺、李商隐）对比中，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就这点而言，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所言“浅切”二字，基本反映了同时代人的看法，也大体概括了包括讽谕诗在内的白诗的固有风貌。《新乐府序》也坦言“直而切”，可见“切”的说法直接来自白居易本人。“浅”虽然非他自言，但他也确实自认其诗不够蕴藉，在与元稹探讨中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 （《和答诗十首序》） 。但这个检讨并不合白居易的艺术天性，虽然意识到了，却不肯改辙易弦。“浅切”之中显然“切”是基本的，贴切、真切自然不会故作高深。宋人对白诗的这一优长其实也是有所体会的，所谓“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张戒《岁寒堂诗话》），便讲出了这层含义。如果对这一观点再稍作延伸，不难联想到，王国维所谓“隔与不隔”的理论应当就渊源于“切”，即刘勰所言“切情”、“切至”，白居易和李肇所言“直切”、“浅切”。王氏推尊“《长恨歌》之壮采”，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人间词话》五七、五六），足以看出他取鉴的对象和标准。也正是这种“切”的优点使然，尽管有很多“俗”的贬抑，为白诗赢得了很多内行和广大读者的知赏。
    但宋人最终用“俗”替换了“浅切”之评，这种替换不仅仅是以偏概全，而且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了风格概念的置换。这其中主要是崇雅和蕴藉的艺术标准在起作用。他们在潜意识中以为雅必蕴藉，与蕴藉相对的浅切自然就是俗。白居易与其他大诗人例如被宋人特别推崇的陶渊明的区别，其实主要是白居易本人也不讳言的“繁”。繁是切的可能结果之一，所以白居易为求切而不避繁（当然，繁也可能并非出于求切，而是出于求变异、求刺激、求餍足，此当别论）。浅则是切的可能前提之一，在白居易看来实属当然，所以他根本不对这一点进行辩解，从没有说过自己的诗不浅。浅而切，何尝不是深入呢？不是浅薄而是易解、易入人心意义上的浅，至少自钟嵘以来就被标举为诗之第一义。被宋人推崇的陶渊明，其实也完全符合这一标准。另外，唐诗中其他类似的“俗”，甚至包括王梵志诗、寒山诗这种真正的俗体，一半由于理解间距的存在，一半由于宋人的特殊审美嗜好，反而在“以俗为雅”之类的说法中有了雅的涵义。由此可见，从审美角度来看，宋人最不满意于白诗的，是它的繁，不够蕴藉。繁与讽谕诗中过于激切的政治批评相结合，或与感伤诗和排律中过于具体、近亵的世情描写相结合，在宋人看来既不蕴藉，也有违温柔敦厚的诗教，才是他们贬斥白诗的主要理由。尽管“浅切”是比较符合白诗风貌的评语，但对宋人来说，却不足以将白居易与他们所推崇的其他一些诗人区别开来，所以必须换用一个较为宽泛模糊的“俗”的概念，将白归入其中。就拿苏轼本人来说，其实对陶、白为人都心有所契，对其诗亦有所取，但他既做不到陶诗那样朴质，只能时时警惕不要像白诗那样流易。于是，蕴藉的陶被奉为雅之极诣，繁的白却成了俗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