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对形神关系的处理

　　
　　对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遗貌得神”美学特征的认识和把握，常常关系到我们对作品艺术描写成败得失的认识和评价，也关系到我们对作品的艺术欣赏。例如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空城计的不同评价，就涉及到对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形神关系处理的不同认识。《空城计》是《三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精彩片断，改编为戏曲后也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至今还经常在舞台上演出。这种情况说明，人们是认可并且欣赏这段描写的。可是最近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三国历史，却对《空城计》的描写提出了颠覆性的尖锐批评。他说在历史上空城计是曹操和吕布作战的时候用的，在《三国演义》里面被诸葛亮抢走了“发明权”，并批评说：“这个空城计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文学作品是一说再说，戏剧作品也就一演再演，但是这个事情是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的……这个事情不合逻辑啊，第一，你不就是怕他城中埋伏了军队吗，派一个侦察连进去看看，探个虚实可不可以？第二，司马懿亲自来到城门楼下看见诸葛亮在城楼上面神色自若，琴声不乱，说明距离很近，看得见听得清，那你派一个神箭手把他射下来行不行？第三，根据这个郭冲的说法（他前面提到诸葛亮的空城计最早是由一个名叫郭冲的人提到的）和《三国演义》的说法，两军的军力悬殊是很大的，有说司马懿带了二十万大军的，有说司马懿带了十几万大军的，反正至少十万，你把这个城围起来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是不合逻辑的，诸葛亮的空城计是子虚乌有。”⑤说空城计的故事“不合逻辑”，这就是以“形似”的观点来评价的结果。
　　《空城计》的描写是不是真的不合逻辑呢？那就要看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和标准去衡量，也就是：对小说人物描写的真实性是用“神似”作标准呢，还是用“形似”作标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提出的“不合逻辑”的三条理由。表面上看起来，这三条理由讲得确实很有道理。但这是用历史的眼光，或者说是用一般生活逻辑的眼光来看问题，如果换成另一种眼光，即文学的审美的眼光，联系到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对形神关系的灵活处理，那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结论。应该说，《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是运用“遗貌得神”处理方式描写人物非常成功的例子。正如苏轼所说，传神不必“举体皆似”，只求“得其意思所在而已”。成功的艺术作品，作者为了突出他从生活中提炼出的那个“意思”，就常常不惜舍弃一些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甚至还不惜违背一些生活的常态、常理，以不形似或不完全形似来换取艺术表现上的神似。这时候从表面上看起来，就会觉得这样的描写是不合逻辑的。易先生所批评的三条，在《三国演义》所写的空城计里，就属于日常的生活逻辑方面的道理，在作者的眼里，算是次要的、非本质方面的“形”。他在创作时，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有这方面的约束，也可能是已经意识到了，却在有意无意间、或甚至是自觉地予以忽略和背离，而去突出和着力表现他在对历史生活进行提炼时捕捉到的那个“神”——诸葛亮的大智大勇。
　　《空城计》对诸葛亮的大智大勇，是从三个方面来表现的：第一，写他对兵法的灵活运用。兵法上讲的常例是，在战争中要“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意思就是在设在埋伏的时候要伪装成没有埋伏，让敌人钻进你预设的口袋；在没有埋伏的时候却要伪装成设有埋伏，让敌人不敢进来。空城计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用的是“虚则虚之”，空城一座就明示敌人是空城一座，结果敌人反而不敢进来。第二，符合兵法上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诸葛亮敢于采用“虚则虚之”的方法，并能够断定敌人在他的引诱和迷惑面前不敢进来，是因为他对对手司马懿深有了解。司马懿是一个聪明的、懂得兵法、并且富于军事斗争经验的人物，他以兵法常规的“实则虚之”来判断，当然不敢贸然进城。诸葛亮还知道司马懿是一个对自己十分了解的人物，诸葛亮一生行事谨慎，司马懿当然不敢相信他这次真的是在弄险。第三，诸葛亮临危不惧，镇定从容，虽然实际的处境十分危险和被动，却反而让人觉得他在精神和气势上超过甚至是压倒了对方。读者读《三国演义》，从空城计的艺术描写中，具体生动地感受到了诸葛亮的大智大勇，由此获得了审美的愉悦。他们看到司马懿退兵了，诸葛亮的冒险真的奏了奇效，心里会感到非常的快乐。试想，要是司马懿真的采用了易先生三条中的任一条，破了城，或一箭就把诸葛亮射了下来，读者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实际上，读者在欣赏这段艺术描写时，是不大会（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和计较还有什么地方不合逻辑的，而是宁可相信，在那个特定的艺术情境之下，司马懿是被诸葛亮不可捉摸的玄机和精神气势给“震慑”住了，他不敢贸然入城，一阵犹豫之后掉头就走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可以说，在本质的意义上，或者说在审美的意义上，这段描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是真实的。
　　其实，这种“遗貌”、“背形”（只是次要的非本质的部分）而见“神”的描写，在《三国演义》中还不只此一处。第四回里写曹操杀吕伯奢（京剧改编名为《捉放曹》，舞台演出也是长盛不衰）也是一例。曹操谋杀董卓不成，在逃亡中到其父执吕伯奢家，受到吕伯奢的热情款待。在吕伯奢到西村买酒时，曹操因误会而杀了吕家八口，而在明知错杀的情况下，又在出逃的途中杀了买酒回家相遇的吕伯奢本人。最后在陈宫“知而故杀，大不义也”的斥责之下，逼出曹操那句著名的人生信条：“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段情节突出地描写了曹操的不义和残忍，开篇不久就为曹操形象的塑造定下了一个基调，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仔细推敲，其中也存在“不合逻辑”之处：吕伯奢家中那么多人，在来了这么一个贵宾（结义兄弟之子，谋杀董卓的义行又那样令他尊敬）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将客人撇在家中不陪而亲自去买酒。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出于极写曹操不义性格的需要而设置的。但是除了少数专家在考察《三国演义》如何对史料进行艺术加工时论及外，一般读者在文学阅读中是很少注意和计较的。
　　“遗貌得神”的处理，在《红楼梦》中则有更为出色的范例。前面提到的吴组缃先生在谈到中国古典小说追求神似的传统时，就曾对黛玉葬花一段描写作过精彩的分析，他说：“黛玉葬花，一边哭着，一边念着葬花词。贾宝玉隔着好几十米，在那个山石后面就听清了，把它一句句，一字字记录下来，实际生活里这不可能，这就不形似……黛玉葬花，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中一个最精要的东西。为什么葬花呀？她在怜花。为什么可怜花？她在可怜她自己，就像一朵花一样，在那样恶浊的环境里，她这么一个女子，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就要被摧残践踏为污泥了。她想把花埋起来，‘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就是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的一个要点，一个‘意’，一个神。在这种情况下，丢开了形似，而只抓神似。黛玉葬花，构成了一个盛传久远的画面，就因为它画了神。”⑥
　　《红楼梦》不只是细节，就是一些大的构想和设置，也有它有意无意忽略的一面，要是只从日常生活的情理，而不是从艺术审美的情理来看，也是可以当作所谓的“不合逻辑”的“疏漏”来批评的。就说大观园吧，又有北方园林的特点，又有南方园林的特点，弄得想寻找大观园原型地址的人扑朔迷离，无从查考。又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表现了那么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体现了建立在共同思想和人生追求基础上的近代爱情观念的特色，可是若要细究呢，贾、林二人的年龄曹雪芹就写得模糊不清，大约也就不过是十二三、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这哪里能呢？再说这不是我们今天反对的早恋么，为什么还要去肯定它呢？还有他们近亲的姑表兄妹关系，从现代优生优育的观念来看，也是不能恋爱和结婚的，要从这么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贾母、王夫人等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对他们的结合，也不能算有什么大错。如果有人真的这样提出问题，去指摘甚至否定《红楼梦》的艺术描写，那真是只见皮毛而不见神髓了。所幸至今还没有听说有哪位读者这样去较真，硬要要求文学名著对生活的描写必须“举体皆似”，处处都要严格符合生活的逻辑。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对形神关系的处理是相当灵活的。讲究传神是一个根本的追求，“以形写神”是最基本的处理方式，“遗貌得神”是对“以形写神”的灵活运用。所谓“遗貌”，并不是完全舍弃“形”或背离“形”，而是指经过对生活的提炼，抓住“神”，忽略和删削次要的、非本质的方面，突出和显现重要的、本质的方面。“举体皆似”是形似的要求，而不是神似的要求。传神是传写人物的内在精神，揭示生活的本质，表现生活的神理。虽然有时不免在局部，或在非本质的层面上，有违日常的生活逻辑，却因为它所表现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高、更美、更见神采，因而从根本上说来，仍然是合乎生活的情理，是真实的。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只要能从作者的艺术描写中领会到那个“神”，获得思想的启示和审美的愉悦，就会见大而略小，得神而遗貌，不再去计较那些次要的、非本质的细节了。
　　
　　①以上两则，均见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2、720页。
　　②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苏轼诗集》卷二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25页。
　　③《传神记》，《苏轼文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页。
　　④⑥吴组缃：《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3页，第33页。
　　⑤这里的引文根据的是易中天先生在电视上的播出版，《品三国》一书正式出版时作者作了“重新改写整理”（见该书“后记”），这段话经核对，文字上有不少改动，但基本意思没有变化。特录于此，以备查对：“不过这个故事实在太好听了，于是《三国演义》便大讲特讲，三国戏也大演特演，所谓‘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历来就是久演不衰的折子戏。但这个故事不是事实，也不合逻辑。第一，司马懿不敢进攻，无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队侦察兵进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马懿‘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距离应该不算太远，那么，派一个神箭手把诸葛亮射下城楼，来他个‘擒贼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冲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二十万人，诸葛亮只有一万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总之是敌众我寡（按：原文如此），那么，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见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