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生卒年诸说平议

    李白第二次系狱，地点则是在寻阳，时间在流放夜郎返归后。如上录《新唐书》所称：“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这一次解狱脱罪，即《自荐表》中“前后……推覆清雪”的“后”一次，是宋若思亲自出面“推覆”的结果。这次脱囚，宋若思不仅免其牢狱之灾，还将李白引入幕中作参谋，并向朝廷推荐了他。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便是此时写成的，写作时间应是上元二年（761）。我们这样说，除上述理由外，主要还有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一诗为佐证。正如诗题所示，“中丞宋公（即宋若思）”带兵入河南路过寻阳时，曾脱李白狱囚，弄清宋若思“以吴兵三千赴河南”的时间，李白脱囚入幕并作《为宋中丞自荐表》的时间也就迎刃而解了。

    宋若思以吴兵三千赴河南之事，诸史没有明确记录，但也并非毫无蛛丝马迹可寻。我们考证，此事发生在肃宗上元二年（761），在唐廷第二次收复洛阳前夕。具体情况是：

    其一，宋若思率军“赴河南”，是唐廷上元二年军事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考《资治通鉴》肃宗上元二年条记载，其年二月，唐肃宗错误判断形势，以为安史叛军已经不堪一击，不顾李光弼等统兵将领反对，强行下敕命令唐军“进取东京（洛阳）”，与叛军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展开决战。结果，唐军大败，“步兵死者数万”[13]，叛军乘北邙之胜，寇申、光十三州。军事形势变化需要唐廷增调兵力，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唐廷以李光弼都统河南、淮北、山南等诸道兵马，令其“赴河南行营”，重新组织对安史叛军的总攻大决战。其时，诸道兵马纷纷调集河南，宋若思率吴兵三千从江南（“吴兵”即江南兵）“赴河南”，即是这次总体战略部署中的一次局部军事调动。

    其二，从李白诗文内容本身看，也透露出若干内证信息。李白《中丞宋公云云》一诗，有“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杀气横千里，军声动九区。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之句。诗中“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表明安史之乱虽未结束，但天下形势已然分晓，叛军败局已经明显，故李白诗才说其“行当剪”、“立可诛”。这和上元二年（761）总体形势发展趋向十分吻合。虽然当时唐军有邙山之败，但唐廷重新部署兵力，积极谋划向安史叛军发起最后的大决战━━洛阳会战。洛阳会战是唐廷彻底消灭叛军，结束安史之乱最关键的一战，尽管这次大战发生在宝应元年（762），但其前期准备在上元二年（761）已经开始。从诗人对形势发展趋向的正确把握和对安史叛军“行当剪”、“立可诛”的准确判断，透露出此诗的写作时间当在上元二年（761），也表明宋若思军次寻阳脱李白之囚就在这年。

    其三，李白寻阳之狱获解后，还作有《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表文有“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窃号，肃乱中原”之句。考唐自武德元年(618)立国，至上元二年(761)为144年，犹可粗称150年；若是至德二年(757)，仅为140年，何得称150年呢？

    以上分析，可定宋若思军次寻阳脱李白之囚是在上元二年(761)。由于此时距永王璘谋反事变已过了五年之久，肃宗政权已渡过难关转危为安，对李白涉永王璘之事已经淡漠。故此时宋若思才可能既解李白之囚，又延之入幕引为参谋，还向朝廷推荐李白加以重用。因为这次推荐，李白代宋若思作了《为宋中丞自荐表》。从李白方面看，他已“屡经清雪”，“实审无辜”；从宋若思方面看，此时表荐李白已经没有什么政治风险，即使达不到目的，也不致招惹政治上的麻烦。

    上元二年(761)李白作《自荐表》，其时57岁，与李阳冰《序》载李白生于神龙之始（705）完全一致；与李华《墓志》载李白享年“六十有二”、卒年当在大历元年（766）也彼此吻合；又与李士训《记异》称李白“大历初”尚传《古文孝经》一事并不矛盾。所有这些，都说明《为宋中丞自荐表》作于上元二年(761)的重新定位，是完全成立的。

    总之，李白系狱有前后两次，时间、地点及解救之人皆有不同。《自荐表》云“前后”推覆清雪，魏颢《序》称“屡经洗雪”，都说明了这一点。曾巩不明究里，将两事合在一起，反诬《新唐书》有误。王琦从曾之说，作《新唐书李白传笺识》云：“《新史》以为赦还之后，在寻阳坐事下狱，而宋若思释之者，以一事分为二事，非也。”[14]殊不知，不是《新唐书》“误分”，而是曾、王等人“误合”。把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两件事情误合为一，必然导致影响李白生卒纪年的重大“误说”——李白“年五十有七”时于“至德二年”作《自荐表》。由于《自荐表》作年是李白“年五十有七”的定格座标，曾、王等人以此错误座标为依据迁就己说，就必然陷入上文所说的臆断李白卒年，然后反推《自荐表》的制作年代；又以自推臆断的制作年代，来反证李白生年的循环论证之泥潭。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在逻辑上也有问题，固不足信。

二、清代以前李白生卒年旧说辨误

    根据新出史料，我们已能够证明李白生于神龙元年、卒于大历元年了。那么，其他诸说的依据如何？症结何在呢？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从古以来有关李白生卒的不同说法。

    自宋至清，学界一直流行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说，但其享年又有62岁、64岁两说，故生年也有长安元年(701)和圣历二年(699)两说。

    一是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2岁说。清王琦《李太白年谱》“唐长安元年”条：“太白生。”其自注云：“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接着，王琦进一步阐述说：“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曾巩《李白集后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15]此说在李白生卒年诸说中影响最大，不仅旧时学人率多从之，而且目前流行的各类文学史、李白研究专著、辞典等等[16]，也大多采用此说。

    此说的最大症结，在于无视李《序》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不仅臆断曲解，而且毫无根据地擅改其中的关键内容。考之李《序》，根本没有王琦所谓“《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明示或暗谕，因为其原文是：“公（指李白——引者）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乃李白“疾亟”时托李阳冰为其整理文集及李阳冰为文集作序的时间，不一定是李白的卒年。王琦“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之论，是出于对“疾亟”的误解[17]。病重即死固然有之，但是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亦是常事，王琦把“疾亟”理解为已死或既卒，因而作出“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误说。这里姑且不说李白是否真正卒于此次“疾亟”之时，即便就“公又疾亟……枕上授简，俾予为序”的前后文意连贯分析之，也决不能视“疾亟”为死亡，否则，李白既已“疾亟”身死，何又能再对李阳冰“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呢？更重要的是，李士训《记异》表明，李白这次“疾亟”后四年的“大历初”（766）仍在人世，其不卒于宝应元年亦可知矣！因此，王琦《李太白年谱》臆断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从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再看王琦对李白生年的考订。王琦定长安元年（701）“太白生”，其立论依据是根据其臆断的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762）往后推出来的。问题是：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既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因此，由此逆推的出生于长安元年（701）的结论当然也就不能成立。

    此外，上引李《序》和范《碑》明明记载：李白乃其父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逃归蜀中所生，“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在此均指神龙元年（705）。王琦却称：“今以李《志》、曾《序》（曾巩《李白集后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今考李《志》和曾《序》原文，皆无李白生于何年的明确记载，二者的差异只在于对李白享年的不同认定：李《志》称李白“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曾《序》则曰：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在这里，曾《序》所言李白卒年“是时宝应元年也”明显有误已如上述，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李、曾二文所载李白纪年内容无论怎祥“参互考之”，也找不出“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的蛛丝蚂迹。何况武则天“神功”   年号系万岁通天二年七月改元，至十一月又改元为圣历，神功年号仅仅历时五个月[18]，就年初观之当为万岁通天，就年尾或次年观之则为圣历，无由称“神功之始”或“神功初”。如果说李《序》或范《碑》在流传过程中某一版本偶然有误，还可理解，怎么所有版本、各类文录两文都一齐误为“神龙”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实在太小！王琦擅改“神龙”为“神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换言之，王琦所云“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没有具体找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史料凭证或版本依据，故其说根本不能成立。即便如王琦所说，李白生于“神功”之初(697)，而“卒于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的享年应当是66岁，与王氏本人所认同的62岁的享年又不能合，也与其用以“参互考之”的曾《序》所言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不合。考订失据，臆断曲解，必然导致王琦《李太白年谱》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王说谬误，其他不加深究步王说后尘率尔从之的各类专著、辞书等，自然也随之谬误。

    清以前李白生卒年颇有影响的另一说，是生于圣历二年(699)、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4岁说。曾巩《李白集后序》：“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19]曾《序》不仅是曲解李《序》误定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的始作俑者，而且第一个站出来否定唐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说，将李白享年定为64岁。到南宋初，薛仲邕又据曾《序》之说撰《李白年谱》，将李白生年定在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王琦在论及薛《谱》定李白生年问题时说：“《旧谱》（即薛《谱》）起于圣历二年己亥，云白生于是年。按曾巩序，享年六十四。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也。薛氏据之，故曰白生于是年。”[20]既然薛《谱》定李白生于圣历二年（699），是完全依据曾《序》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享年“六十有四”之说向后“逆数”的结果，那么，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依据何在呢？

    曾巩首开李白诗文系年研究，对李白诗文创作年代“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由于他有这番工作，后人也相信他的结论有如他自称的那样：来自“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2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细详其所谓“白之诗书自叙”能够有助李白生卒享年考订者，主要还是那篇李白代宋若思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由于李白在该《表》中自称“年五十有七”，因此，认定了该《表》的制作年代，便可考定李白的生年了。曾巩在《李白集后序》中，非常看重并重点转述了《自荐表》中相关内容，但恰恰是这篇具有内证作用的《自荐表》，提供了否定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强有力证据。兹录曾《序》云：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七矣。

    文中称及“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的“上书”，正是李白所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根据曾《序》文意，认为李白此文作于安史之乱发生之“明年”即天宝十五载（756）。然而，即便按本年李白57岁顺推，至宝应元年(762)即曾《序》认定的李白“卒年”，李白享年连虚岁计算也只有63岁，与其“六十有四”之说不合。更何况，李白作《自荐表》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是在756年。原因很简单，李白因永王璘谋反失败坐系下狱，此《表》是脱狱入宋若思幕府之后作的，这一点曾《序》自己也有明述。而考诸史籍，永王璘兵败是在至德二年即757年2月，李白下狱、脱冤及被荐等一连串事情，都是在永王璘兵败之后发生的事。而天宝十五载（756），这一系列事情均没有发生，李白又怎么可能为宋若思作《自荐表》呢？显而易见，李白作《表》时间，至少都是至德二年（757）以后的事。由于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已被曾《序》定死，因此，李白“五十有七”的年代越往后，与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距差也越大。由此，曾《序》重点转述的一条有关李白“五十有七”的纪年材料，不仅丝毫无助于其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成立，反而无情地否定了他据之构建起来的说法。由于曾《序》再也没有为其李白享年“64岁说”提供佐证，因此，其对唐人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之说的否定，从根本上不能成立。曾《序》李白“64岁说”既无凭无据，不足为信，那么，南宋“薛氏据之”，“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以定李白生年为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的说法，自然也是无本之木，难以立足成论。

    自宋至清，关于李白生卒享年只有上述两说互相角力，而以清王琦之说占据优势，影响最大。两说的共同毛病是曲解李《序》中的“疾亟”一词误为宝应元年（762）李白已卒，却无法交待李《序》和范传正《墓碑》的“神龙之始”或“神龙初”李白方生的问题。由于疑窦尚多，分歧没有解决，因此，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探讨，还将继续进行。

三、当代学人李白生卒年新说商榷

    20世纪以来，人们又对李白生卒年展开了新的探讨。这场探讨，首先在于纠正了历史上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误说，将其卒年向宝应以后作了下延。

    首倡其说者是李从军《李白卒年辨》[22]，该文提出：李白并非“卒于宝应元年（762）、终年六十二岁”，而是“卒于广德二年(764)、终年六十四岁”。《卒年辨》首先否定了唐李华《墓志》所载的“62岁说”，认为“这个墓志，乃是伪作”。其理由有四：一是该志“终唐之世，乃至北宋前期，均不见文献记载”；“古本李白集中，也未附此文”；“《文苑英华》收李华所作碑铭十余篇，唯独没有该志”。二是志文本身“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之句，“泄露了天机”。认为“青山北址”即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所载从初葬地“龙山东麓”改迁“卜新宅于青山之阳”的“青山之阳”，“而元和十二年李白墓迁葬于青山北址时，李华已去世五十年了!又怎么可能作（此）碑文呢？”三是范传正碑文称《新墓碑》，是相对于龙山李白墓的刘全白《李君碣记》旧碑而言，而刘《碣记》并未言前已有碑，“可见原龙山旧墓无碑……所谓的李华碑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四是此志文字“短得可怜”，与李华所撰其他碑铭“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殊异”，“仅就碑铭文字本身来看，亦非李华之作。”

    上述认定李华《墓志》为“伪作”的发难，是《卒年辨》一文立论之关键，但该文所列四条理由，都经不起推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李华所作《李白墓志》自宋以来都载诸李集，并无伪造迹象；“青山北址”并非“青山之阳”，李文犯有南北不分的错误[23]。其次，李文将树于墓前的碑碣和埋于墓中的墓志混为一谈，以不见地面的墓碣而否定地下的墓志存在，其误明显更不可取；还有，《李白墓志》短于李华所撰其他墓志，也不能成为定其真伪的铁证。李华未给李白写长篇志文，实有其自身的苦衷：他因安史乱军攻入长安时逃散未及，被强署伪职，两京收复后，他也成了罪贬之人闲居江南，作为与李白有相同遭遇并且也是待罪之身的李华，除了惺惺相惜，一唱三叹外，还方便对李白生平作过多的议论吗？

    另外，《卒年辨》对曾《序》李白“64岁说”极备推崇，推测说：“《李（白）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曾巩所云‘终年六十四’盖由此出。”这就大错特错了。考广德年号自763年起始，而曾《序》明明白白记载说：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曾巩既已认定李白宝应元年（762）就死了，怎么可能会再据763年以后的“唐广德以后事”来延长其享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