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新政“民智未开”论调的合理性

摘要：二十世纪初，清王朝在封建君主专制受到西方威胁下，被迫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开始晚清最后十年的自救。但其表面上摆出救国姿态，实则是继续巩固和扩大权 
　　利，故以“民智未开”为口实，缓行宪政。在这场自救中，“上等社会”极力将改革控制在封建体制内，“中等社会”也未能担当起改革的领导责任。“下等社会”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智识程度较低 
　　，还不具备认识和接受新制度和新习惯的能力。因而晚清政府提出“民智未开”论调来缓行改革也有其部分合理性。 
　　关键词：新政；民智；开启智识 
　　社会的革新，牵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需求，加深改革的复杂性。此文在于探析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中，民众的近代化思想发展程度是否已达到一个现代国家公民的标准，其国民素质是否能迎接社 
　　会的新陈代谢，从落后的封建国家过渡到先进的宪政制国家。 
　　一、“上等社会”——改革的阻碍者 
　　（一）“新政”中的保守主义思潮 
　　领导和参与这场改革的不仅是先进的官僚和知识分子，还包括“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包括政府诸公、鸿儒硕彦、各地疆臣、驻外公使等。”[1]统治集团内部对改革的态度却不尽相同，作为领导改革 
　　的最高统治阶级——清政府，改革态度暧昧。表面上欲实施革新以自救，实则一味集权，不愿放弃几千年来至高无上的皇权。清政府内部官僚阶层更是分化，一部分代表社会旧势力的官僚阶层，僵化、 
　　保守、腐败，有拯救王朝之心，而无变革之意，从而以名教纲常、民族文化等来抵制、破坏变革。 
　　（二）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激进派的论争 
　　在1905年至1911年的清末筹备立宪过程中，立宪缓行派以林则徐、魏源一类的开明人士为代表，欲将改革控制在封建体制内，以中国国民的智识不足作为论调，缓行立宪，由君主实行开明统治，认为在 
　　清政府的权威日益削弱的情况下，骤行立宪会导致国民政治参与度的剧急膨胀，引发社会动荡与政治失控。而立宪激进派属于激进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以张謇、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主张继续保持以 
　　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只把它的政权组织形式改变一下，召开议会、建立责任政府，以使上层民族资产阶级能参与政权；奕劻、徐世昌、张百熙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不满意清朝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