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新政“民智未开”论调的合理性

　　治的现状，要求改革，主张实行君主立宪。 
　　二、“中等社会”——改革的独行者 
　　“‘中等社会’是中西社会冲撞、交错与融合的产物，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和累积起来的一种力量。”[2]但在当时的中国看来，出现于20世纪初的“中等社会”，当中一部分 
　　是官绅中支持皇权、坚持改良的维新派，还有一部分是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极力主张革命。 
　　在清末上等社会四分五裂、对新政犹豫观望和下等社会民智未开的情况下，中等阶级理应承担起“提携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 [3]的责任，肩负起领导改革的 
　　历史使命。但在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着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在改革中不断向封建势力妥协，使得对“上等社会”的破坏能力是非常有限。他们虽有“提携”“下等社会”的良好愿望，但他们不能 
　　真正深入到“劳动社会”中，不了解底层人民在近代中国现实下的生存现状，层民众需要的不是空洞高深的政治体制，而是温饱等基本生存生活问题。继而造成“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之间在价值 
　　观、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隔阂，不可能真正“提携”“下等社会”。 
　　对上不能“矫正”和“破坏”，对下不能“提携”和“卵翼”，“中等社会”只是一群孤独的改革者。 
　　三、“下等社会”——改革的旁观者 
　　（一）“下等社会”民智未开 
　　“所谓‘下等社会’则是以农工为主体的劳动者阶级组成的庞大社会力量，也包括会党、马贼、盐枭、娼妓、江湖术士、无业游民等流氓无产者在内。”[4]但凡国家制度的更新和实施，皆需要下等社 
　　会民众的支持与配合，因此对其智识程度就有要求。但下层智识情况却是“识字者盖寡，二十四史，十八省地理，自幼稚而少壮而老大，眼中耳中脑中，未尝经一二之感触，爱国之心何繇而起？”[5] 
　　首先，与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有了程度相当高的民主政治不同，在中国大多数民众显然没有经过西方的“天赋人权”的深刻教诲。他们仍处在惯性思维中，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或会党叛乱，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