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新政“民智未开”论调的合理性

　　不过是要赶走一个皇帝，再迎来一个皇帝而已。而清末新政是引进外来文化与制度，是要彻底否定皇帝的权威，这就使得绝大部分民众很不适应，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使他们本能地对陌生的新体制加以 
　　抵制。 
　　再次，“变”这一观念也是中国普遍民众所不能接受的。“我国人是生就的固定性，最怕的是变动，只要是变，任何什么都要反对，改造民主，固然要反对，就是主张立宪，一般也要反对。”[6]并且 
　　新政又要变动普通民众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故而民众更是反感。 
　　（二）“上中等社会”为提携“下等社会”所做的努力 
　　“上中等社会”为民众补上“天赋人权”这一课上也做出了努力，例如创办白话文报刊、办学堂、鼓励留学等。有识之士欲以报纸的形式，用简单、通俗的语言介绍西方文化和新制度，对底层民众的民 
　　智起到启蒙的作用。但大多白话文报纸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大多寿命不长，或断断续续出刊，或因经费不足而停刊。 
　　在教育方面，中国封建教育基本上是愚民、顺民教育，统治阶级竭力把教育控制在自己手中。尤其在科举制度废除后，民间私塾、学堂日渐减少，基础教育极度缺乏，当时很多地方的乡绅、文人开办了 
　　许多私立学堂。由于清政府关于教育改革中规定，新学堂也采用考试制度，考试合格则授予功名，与科举无异。故而绅士阶层大力支持新学堂，目的是希望保持其特权，而并非培养真正人才。清政府对 
　　开办新学堂极其谨慎，以培养“遵从孔教，爱戴大清帝国”的人才为目的，使得新式学堂培养不出适应时代的人才。 
　　在绝大多数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前提下，要开启民智，应该多开办小学堂以普及基础教育。但统治阶级急躁冒进，主张开办专门高等学堂，直接授下等群众以西方最先进的民主理论、政治体制，事实证 
　　明是不可行的。所以，当时提出兴办教育的主张是正确的，也是刻不容缓的。但清政府为了一己之利益，千方百计控制办学堂，是不能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的。 
　　故而梁启超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不效覩者，何也？则于新民 
　　之道未有留意者也。”[7]但是激进的立宪派主张先建立起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而不是首先注重新民的培养，对“下层民众”知识过于乐观，脱离中国社会现实，本末倒置。清政府虽提出“民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