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因果报应思想与中国古代小说的道德教化主题

载道，文道和一的文学观念。虽然，这些文学观念的提出只是针对于诗文等正统文学，而小说作为“旁门左道”几乎是被拍拒在文学之外的。小说在封建社会中，一向被视之为“小道”，清代王希廉云：“《南华经》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也;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说，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上不能立德，次不能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戋戋焉小说之是讲，不亦鄙且陋哉!”(《红楼梦批序》)尽管遭到如此贬斥，小说家们依然积极而自觉地拾起了撛氐罃的传统，迅速确立起小说的道德教化主题。而且，似乎由于底气不足，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们更是寻找一切机会反复申述小说的教化功能，以求提高自己的地位。谷神子《博异志》序说：“习谶谈妖，其来甚久，非徒但资笑语，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辞，稍获周身之戒。”明代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说：“故夫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保，常行不多得，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清代静恬主人《金石缘序》更明确论到：“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惊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将小说与经史并提，显然是有意提高小说的地位，而其对小说教化功能之强调亦可见一斑。另有《说呼全传》序说：“小说家千态万状，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栋。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一切偷香窃玉之说，败俗伤风，辞虽工具，当付之左龙耳。”把“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作为小说是否可以刊行的尺度，说明教化中心说在小说观念上的胜利。有一种说法，中国小说是政治、道德观念的一种文学载体。这虽有以偏盖全之嫌，但也不无道理。 　　儒家文化赋予了中国小说以道德教化主题，但在表现这一主题时，显然，仅靠儒家说教是无法圆满完成的。儒家说教只是劝人为善，至于为什么为善，或者说是善行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则语焉不详;只是劝人止恶，至于恶行给人带来什么坏处也述之不明。儒家讲人的道德动机是由于先天本有的善行，而扬善止恶也仅限于道德上的褒贬，既缺乏动力机制，又没有奖惩机制。因此，儒家的道德是缺乏可行性或者说是缺乏